中新網9月28日電 美國《世界日報》9月27日發表社論說，解決全球金融危機，需要國際合作，但其方向必須在金融開放與金融穩定間找到新的平衡，設計新的體制與系統。只有各國以金融安定為念，重新修改現有金融發展策略、體制，那么一個既可開放發展，又能兼具穩定安定的國際金融體制才可能出現，區域性和國際性的全球金融體制的風暴才可能有治本的解決。

　　社論摘錄如下：

　　金融風暴頻傳，而且每次所造成的損失動輒數百億美元，甚至上千億美元。這樣的風險到底要如何避免？有沒有解決的對策？還是只能治標無法治本，以致造成金融風暴周而復始，不斷異地爆發？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引來IMF和先進國家的批判，但這一、二年內由美國引爆的次貸風波，一直到“二房”及大投資銀行的相繼中彈，又該有何教訓？

　　其實，從英國通過“大爆炸”(Big Bang)法案，進行新金融體制的建構后，商業銀行到投資銀行的發展，證券化成為一個新的時尚與趨勢，使以存放款業務為主的間接金融，朝向把資金供需雙方直接聯系的直接金融中介方向發展。一時之間，透過層層的證券化，似乎使金融機構可以無休止地創造信用、創造貨幣，初期導致錢滾錢的效應，也使得資金供應方有機會獲取高于一般的存款利息。在這一個過程中，金融開放與金融創新成了一個強有力的循環。

　　然而，這種金融發展并無法產生真正的產出，有的只是促進資金使用效率所帶來的間接效益，以及金融服務提供的勞務收入。不過，這一發展也摧毀了IMF原有的固定匯率制度，使匯率成為實質經濟中的一項干擾變量，甚至美國等經濟強權國家，常常以匯率作為國際貿易的政策工具。除了匯率變動的干擾外，這也是資金自由進出國際的因與果：因為資金快速且大量的進出，造成匯率的波動；同時，也因為匯率的波動，致使資金有進出的誘因。這是金融問題會形成區域性或全球性連動的原因。

　　接著，為了追逐微小的報酬差異，各金融創新機構從匯率、利率之不同利差，試圖把各種可能的套利空間作最大的運用，于是在傳統的債券、債權中加入選擇權、期貨、指數，以及各種不同的權數，產生出衍生性商品，再從衍生性商品再衍生、再衍生……，變成了幾乎沒人搞得懂的新金融商品。這些組合及運算大多是美國東岸常春藤名校的數學、統計高材生所算出來。這些計算過程中必須以不同產品之風險系數作基礎。不幸的是，這些風險系數就由信評機構來決定。這好比是把很復雜的財務工程建立在流沙上──不一定可靠的信評，以及無法動態跟進的信評，結果正如建立在沙上的城堡，一吹就散了。

　　這樣的發展又透過金融與產業的連結，使得產業和金融這二個循環又交互連鎖，而往往反映到股市的波動。面對這一情勢，任何國家幾乎無力單獨進行任何變革而可以成功。地區性金融風暴后，作為國際金融體制基礎的IMF，因為是在美國的主導下，一次又一次地對新興國家或開發中國家施壓，必須以進一步開放資金進出或金融服務業作為診療手段。

　　在歷經金融風暴襲擊，各項資產價格超貶的情況下，一旦開放金融、開放資金后，很容易成為已開發國家金融業者“危機入市”的標的，可以低廉價格獲取這些新興國家資產的機會，也往往把在谷底的該國金融與實質資產價格成功推升上去，表面上或短期里的績效，似乎也支持工業國家金融開放的處方與建議。殊不知，這又埋下了下一階段不穩定的因子。

　　有了這些體認，我們認為解決全球金融危機，需要國際合作，但其方向必須在金融開放與金融穩定間找到新的平衡，設計新的體制與系統。國際清算銀行(BIS)所推動的“巴賽爾協議2”(Basel Ⅱ)，企圖把金融機構的風險控管作一個普及性規范。但回顧現在所遭遇的金融事件，恐怕Basel Ⅱ的規范對規避金融危機是束手無策。先進國家也必須從發展他們最具比較利益的金融部門的利益觀點跳脫開來，把金融安定如何置入金融開放中，重新設計體制與機制。這或許也是IMF、BIS，世界銀行進入21世紀后，必須去思考的重要議題。只有各國以金融安定為念，重新修改現有金融發展策略、體制，那么一個既可開放發展，又能兼具穩定安定的國際金融體制才可能出現，區域性和國際性的全球金融體制的風暴才可能有治本的解決。否則，類似主要國家中央銀行給予挹注資金的做法，充其量只是應急治標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