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8日電 香港《文匯報》10月8日發表評論文章《行政問責：“運動化”還是“法制化”？》指出，根據法治社會和責任政府的要求，職權行為必然與職責相聯系，每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都應為自己的違法、失職行為承擔責任，而且職務越高、權力越大，責任就越重。在事故發生后，及時啟動問責程序，追究責任，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個案追究階段，只是一種“一過即逝”的運動而已。相反，我們有必要以此為契機，強力推進制度建設，使行政問責進一步規范化、法制化。

　　文章摘錄如下：

　　9月以來，隨著“9.8”襄汾潰壩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9.20”特大火災以及河南登封“9.21”礦難等重特大事故的相繼發生，中國掀起了一股“問責風暴”。“風暴”之中，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局長李長江、石家莊市市長冀純堂、登封市市長吳福民等一大批官員因此而被免職或引咎辭職。

　　依法問責是法治原則在行政問責領域的具體體現。根據這一要求，哪些情形需要追究責任、追究誰的責任、由誰追究、如何追究以及問責對象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都必須有明確的法律規定。然而，迄今為止，我國還沒有一部全國性的專門的行政問責法律，只有一些政府規章和散見于相關法律中的零星規定。行政問責立法滯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法律位階低，缺乏權威性。在行政問責立法方面，除了《國務院關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的規定》和《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等為數不多的幾部行政法規之外，專門規定行政問責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大多屬于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前者是由國務院部、委制定的，如《公安機關人民警察執法過錯責任追究規定》、《公安機關追究領導責任暫行規定》、《文化市場執法錯案責任追究暫行辦法》等，其內容不能超越本部門的權限范圍；后者是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如《海南省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規定》、《天津市人民政府行政責任問責制暫行辦法》和《長沙市人民政府行政問責暫行辦法》等，只能在其管轄的行政區域內適用。這些規范性法律文件不僅適用范圍有限，而且由于法律位階低，缺乏必要的權威性。

　　二是法律規定不一，缺乏統一性。當前，各地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在行政問責的對象、范圍、標準、程序以及責任形式等方面都不相同，缺乏統一性和嚴肅性。以責任形式的規定為例，《重慶市政府部門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第14條中規定的責任形式有7種，其中最重的是“勸其引咎辭職”；而《成都市行政首長問責暫行辦法》第4條規定的問責方式為6種，但最重的則是“免職或建議免職”。在這里，“引咎辭職”與“免職”顯然是不同的。各地制定的地方政府規章，不僅相互之間內容不統一，而且還存在著違反上位法的情況，以致于經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同一種行為，在甲地不被問責在乙地卻要被問責；在甲地要承擔這樣的責任，在乙地則要承擔那樣的責任。

　　三是法律規定過于籠統，缺乏可操作性。在現有的關于行政問責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中，相當一部分只有原則規定，內容過于簡單，難以操作。很多文件的規定，都有諸如“一般過錯”，“嚴重過錯”的規定，但在具體界定上，卻使用了高度概括性的描述。這必然導致相應規定在具體適用過程中難以認定和準確把握，隨意性很大。

　　上述問題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行政問責效能的發揮。當前，行政問責的適用范圍過于狹窄，大多局限在對重大安全責任事故和嚴重違法、違紀案件的事后責任追究，而忽略了對決策失誤、用人不當以及工作效能低下的責任追究，使問責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發揮有限的作用，而不能全方位地約束公共權力。過罰相當原則要求根據問責對象的過錯大小確定適當的責任形式。然而，在現階段的問責實踐中，卻普遍存在著用道德責任代替法律責任、用行政責任代替刑事責任的問題。最常見的現象是，不論性質如何、責任大小，動輒就是引咎辭職。嚴格來講，引咎辭職只是一種道德責任，而不是法律責任。這樣做，顯然混淆了道德責任與法律責任之間的界限，其結果，使本來應負更大責任的問責對象避重就輕，免受應有的行政處分或刑事處罰。此外，在行政問責活動中，容易受到領導批示和社會輿論等人為因素的影響，存在著畸重畸輕的情形。

　　為了規范問責活動，提高問責效能，必須盡快制定統一的問責法律，明確規定問責的主體、對象、適用范圍、標準、程序、責任形式以及救濟制度，使之進一步制度化、規范化。而如下內容，應當是考慮的重點：(1)明確問責主體及其權限，包括設置問責主體，明確不同問責主體的職責權限，規定問責主體與公民、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等；(2)從問責對象和問責內容兩個方面，拓寬問責的適用范圍；(3)統一問責標準和法律責任體系，使同一種違法或不當行為承擔相同的責任；(4)完善問責程序，建立健全公務員權利救濟制度，以保障問責對象的合法權益。(陳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