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20日電 香港《文匯報》發表鳳凰衛視評論員邱震海撰寫的文章《中日民間情緒如何走出怪圈？》指出，日本方面最近公布一項題為《2008年中日聯合輿論調查》的結果，顯示過去一年里中國國民對中日關系的改善的認同程度超過日本國民。如果聯系過去兩年隨著中日關系大幅改善，中日兩國從輿論到國民感情方面的的落差，亦即中國輿論從過去的對日強烈批評轉為相對理性，而日本輿論卻從過去的相對理性轉為對華極端負面，人們將可以對中日關系在深層結構里的一些現象生成一些新的認識。

　　文章摘錄如下：

　　十月二十三日開始，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將借參加亞歐峰會的機會訪華。由于麻生是繼安倍和福田兩位對華較為溫和的日本領導人之后執政，因此他的對華傾向以及此次訪華時與中方的溝通值得關注。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日關系經歷了安倍和福田兩個較為溫和的時代，但兩國民間的互相認知卻似乎并未取得長足進步。

　　日本方面最近公布一項題為《2008年中日聯合輿論調查》的結果，顯示過去一年里中國國民對中日關系的改善的認同程度超過日本國民。如果聯系過去兩年隨著中日關系大幅改善，中日兩國從輿論到國民感情方面的的落差，亦即中國輿論從過去的對日強烈批評轉為相對理性，而日本輿論卻從過去的相對理性轉為對華極端負面，人們將可以對中日關系在深層結構里的一些現象生成一些新的認識。

　　這次調查由日本非營利組織“言論NPO”和中國日報社于2008年6月至7月在中日兩國實施。由日方公布的這項調查結果顯示，54.3%的中國受訪者認為一年來中日關系“良好”，但46.1%的日本人卻覺得“不好”；中國受訪者中對日本持負面印象的人仍占多數(40.6%)，并比2007年上升了4.1個百分點，但是有60.9%的受訪者認為這一年來對日本印象有所改善，而日本受訪者中對中國持負面印象的人高達75.6%，與2007年相比上升了9.3個百分點，有43%的受訪者認為這一年來兩國關系惡化。

　　顯然，雖然在兩年前安倍上臺后，經歷安倍和福田兩屆相對比較溫和的日本政府，中日關系有了大幅改善，但中日雙方國民無論在彼此感情還是在對中日關系前景的認識方面，都依然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兩年里，日本國民和輿論對中國的負面認知，要大大超過中國國民和輿論對日本的認知。其間的原因是復雜而多層面的，但歸結起來可能有以下幾個：

　　第一、過去兩年，由于中國特殊的政治體制，中國政府對新聞輿論中的對日報道和評論進行一定程度的管理，甚至就連日本媒體和民間的對華負面情緒也一并加以屏蔽，由此大幅降低了06年以前彌漫在中國國民中的對日負面情緒；而日本則由于體制不同，政府無法直接介入對媒體的管理，因此日本民間對中國的負面情緒便如沒有閘口的流水而一瀉千里。

　　第二、同樣由于兩國體制和政治文化的不同，中國國民對于政府及其所為的認同，超過日本國民對其政府及其所為的認同；因此，同樣的中日元首互訪及其帶來的兩國關系的明顯改善，在中日兩國國民心理深處引起不同的反應。

　　第三、更重要的是，中日正在經歷兩國歷史上首次極其漫長而艱難的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過程，但這一調適給中日雙方民間帶來的沖擊程度是不同的：由于兩國規模的不同，同時也由于兩國在崛起期所處的階段不同，因此中國崛起給日本國民帶來的心理沖擊，顯然超過中日關系調適給中國國民帶來的心理沖擊。如果說這只是中日關系調適的大背景，那么今年上半年開始的毒餃風波，則是導火線，直接點燃或加劇了日本民間對中國崛起的騷動和不安。

　　換言之，中日關系調適過程中，雙方國民感受到的心理沖擊的具體載體是不同的：對中國國民來說，這一載體主要是歷史問題；而對日本國民而言，這一載體則主要是中國崛起后日本面臨的地位挑戰和生活水平下降。顯然，兩者對各自國民的切身感受程度是不同的：歷史問題對中國國民而言雖然敏感，但卻更多只是一個符號和象征；而中國崛起對日本國家地位的潛在挑戰，對日本國民而言則是在每天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的危機。

　　研究百多年日本的思想史可以發現，日本由于從“明治維新”后直到二戰之后，始終只是在物質現代化的層面運作，未能最終觸及乃至完成全民精神現代化的過程。因此，日本在戰后不但缺乏一代引領民族精神世界成熟的大思想家，而且其傳媒在高度商業化的運作之下，也染上并充斥炒作、渲染的惡習，這在對華關系的報道和評論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從今年年初的毒餃風波一直到不久前的北京奧運，日本媒體對華負面報道和評論的程度不但在中日關系正�；�三十年來所罕見，而且在橫向上也超過歐美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和評論，其背后折射的是日本國民精神世界和中日關系的一些更為深層的問題。

　　從寬泛的意義上說，這不僅是日本一個國家的問題。面對中國崛起這一人類歷史上無同類可比的現象，即便是歐洲這樣的歷經自由、民主精神洗禮的國家，也同樣存在一個克服文化傲慢，跳出狹隘民族思維圈子，與中國一起站在一個人類共同成熟的歷史高度，審視彼此的情緒以及發展階段和體制的差異及其帶來的各自盲點。中國和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世界，只有在這一高度尋求對話，才能形成一流的思想碰撞和交鋒，并對人類歷史有所貢獻；不然，類似今年上半年的中西民間交鋒，只能是在一個低層次上的情緒宣泄和惡性循環式的氛圍日趨毒化。

　　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近兩年對媒體對日報道和評論方面的管理，雖然在短期和表層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至少在客觀上穩定了中日關系的氛圍(這一點在中日關系的調適期顯然十分重要)，但從終極上看，中國國民當前無論在對日情緒還是在其他眾多問題上，其情緒穩定的背后依然隱藏著巨大的不成熟。這個問題的最終解套和解決，當然涉及中國與體制有關的綜合處理，但至少中日關系近兩年基本氛圍的穩定，中方的努力還是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