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28日電 香港《星島日報》10月28日發表社論指出，這次亞歐首腦會議可被視為十一月全球金融峰會的熱身賽，故在如何有效應付金融危機以至全球金融體制改革上未有太具體的結論是意料中事。但透過這次亞歐峰會，中國以至冒升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國際事務上獲得全新的空間和發言權甚至參加主導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機會，卻是可以肯定的。

　　社論摘錄如下：

　　本月廿四日在北京召開的亞歐首腦會議盡管是早已計劃的兩年一次定期會議，而議題亦包括經濟發展、能源和氣候變化、糧食安全等方面，但這次峰會卻無可避免地要集中在磋商如何應付全球面臨的金融危機之上，實為金融海嘯爆發后的第一次國際峰會，因此這次亞歐峰會亦可被視為十一月下旬舉行的全球金融峰會的“熱身賽”。

　　無疑，這次亞歐峰會的召開亦可說切合時宜，誠可為世界各國改革和建立新的全球金融秩序和協調合作機制打開局面。現有的國際金融體制以美國為主導，經次貸危機和華爾街海嘯兩役，這種國際金融體制實無法也不應再延續下去，而必須從基本上進行大調整。

　　事實上，全球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發展過快，每天幾十萬億美元的資金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流動，但卻缺乏有效監管。目前世界各國對其金融市場都有本身的監管機構，但各自為政，面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汪洋大海，其間千絲萬縷的交易關系，往往孤掌難鳴，這次危機正足以顯示，各國幾乎只有望洋興嘆。因此若無國際性的相應機制，監管何從？更遑論應付金融動蕩的驚濤駭浪。

　　歐美與亞洲的金融體制存在頗大的不同，歐美在過去二三十年來，隨著金融衍生產品的不斷滋長，政府對市場的監管亦采取日益放任的態度，更美其名曰“市場自我調控”，這當然與立法者的利益所在不無關系，但亦使金融市場日漸成為脫韁之馬，這次終于夜半臨深池。在另一方面，由于亞洲汲取上一次金融危機的教訓，目前亞洲國家普遍擁有大量外匯積累，加強了銀行系統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監管，金融市場開放度不大。正因如此，亞洲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影響遠比歐美為小。

　　然而，與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這次金融危機畢竟是全球性的，盡管目前還是美歐損失較重，但從長遠來看，危機可能對基礎較弱的亞洲國家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

　　上述的對比適足以顯示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金融體制的不合理性，而其不合理性的禍害亦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顯露無遺，其影響之深廣尚未可估計。其實，歐美金融市場的運作，特別是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發展至今已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主體經濟的發展，而諷刺的是，本身健康發展的主體經濟往往被金融市場牽著鼻子走，到頭來反因金融市場的輸盤而被拖累。這亦是歐美與亞洲的金融體制的最大分別之一。

　　不單如此，歐美體制的不合理性還集中表現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不平等方面。歐盟一些發達國家撥出千億計公帑保障銀行存戶，這對歐盟發展中小國來說無疑是不公平競爭，因為這樣資本就被吸引到最有國家保障的地方去。

　　隨著金融危機的不斷加深，西方國家紛紛把目光投向以中國為首的冒起中的發展中國家，期望這些國家能夠在全球金融風暴中起到“穩定”作用。歐洲委員會主席巴洛佐就呼吁全球應采取“史無前例”的協調合作，重整國際金融監管秩序，而建立新金融秩序便需要中國支持，故中國應在國際金融機構中擁有更大發言權。歐盟輪值主席法國總統薩科齊則表示，中國擁有龐大金融實力，在重建金融秩序過程中不可或缺。于此可見西方發達國家把解決金融危機的希望寄托于中國之殷切。

　　正如前述，這次亞歐首腦會議可被視為十一月全球金融峰會的熱身賽，故在如何有效應付金融危機以至全球金融體制改革上未有太具體的結論是意料中事。但透過這次亞歐峰會，中國以至冒升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國際事務上獲得全新的空間和發言權甚至參加主導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機會，卻是可以肯定的。

　　美國布什總統已表示，將邀請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的領導人參加十一月全球金融峰會。中國在這個峰會上應表明對改革不合理的國際金融制度的立場觀點，甚至提出一些具體的改革方案，藉此機會爭取重新構建一個能隨主體經濟發展健康運作和公平競爭的全球金融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