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30日電 美國《僑報》10月29日發表文章指出，耐人尋味的是，西方一邊異口同聲稱贊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一邊卻為獲取世界經濟中心地位明爭暗斗，讓這些褒獎言辭聽起來越來越像一種道德威脅。所以，中國以什么姿態出現華盛頓的“鴻門宴”上，也將成為全球輿論的焦點。因為對于中國來說，營造一個相對寬松的外部輿論環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決自身的貧富差距、城鄉差別等深層社會問題。要解決這樣的實際問題，當然不能靠歐美的笑臉和甜言蜜語，而是能不能抓住這一契機，讓政治、文化也和經濟發展一樣，在盡量短的時間內納入“全球化”序列，讓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成為不可替代的角色。

　　文章摘錄如下：

　　金融風暴把40個國家的首腦推到了北京，使第七屆歐亞峰會成了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性會議。之前，許多國家已為此做足了文章，美國副財長麥考密克稱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參與者與盟友；法國總統薩科齊說中國在重塑國際金融體系過程中不可或缺；歐盟主席巴羅佐也強調，全球金融危機的解決，沒有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參與是不行的……西方的如潮贊譽，使歐亞峰會更顯得盛況空前。

　　中國能夠受到西方如此“厚待”，大概還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雖然經過了30年的改革開放，經濟已發展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程度，但每前進一步，換來的都是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聯想到幾個月前西方輿論對中國的圍攻和今天一反常態地熱捧，總讓人感到有些不適應。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鮑威爾教授說：不能排除他們是為拉中國參與解救金融危機，刻意討好中國。盡管這樣，一些人也從中找出了“積極意義”，比如有人稱這是西方社會對中國經濟模式的認可，也有人認為，金融危機為中國提供了參與國際重要事務的機會。

　　現實就這么殘酷，當華爾街世界金融中心位置有所動搖，全球的政治、文化天枰也開始在瞬間傾斜。據說，布什對薩科齊提出的“重建資本主義模式”十分反感，但在金融風暴重創了華爾街之后，白宮也只能眼巴巴地看著歐洲“靠近”中國，并逐漸遠離“布雷頓森林體系”。以此次歐亞峰會為例，雖然沒有制定出全球經濟新法則，達成的共識已為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峰會確定了基調。由此，大西洋兩岸爭奪世界金融中心的博弈開始明朗化，這也預示著現行的國際金融秩序和經濟運行法則將出現不可逆轉的改變。

　　其實，在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的同時，“去美元化”的國際經濟潮流也進入了醞釀階段，而面臨大選的美國，即使可以有效“阻擊”這一勢頭蔓延，也只能在總統競選結果揭曉后。這等于說，新上任的美國總統面臨的第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能不能扭轉歐洲的“政治訴求”，這實質是一場世界霸主地位的爭奪，其現實意義遠遠超出了他們心中的意識形態。因此，對于美國而言，中國在此次危機中的取向性更為重要，最佳方案也只能選擇“靠近”中國，一方面可以發動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急于看明白中國在未來的世界經濟格局中的自我定位。

　　客觀地說，由華爾街衍生的世界性經濟問題，無論在美國還是在歐洲，目前還僅僅限于淺層的金融危機，稱其為“全球經濟危機”似乎有點夸張。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如何應對，而不是借機強化和爭奪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如果歐美在這方面不“求同”而“存異”，接下來的深度爭斗比金融危機更可怕。當然，歐美未必不明白“唇亡齒寒”的道理，只是利益的紛爭將注定一些被裹挾的國家成為犧牲品。而鑒于中國等一些新興國家在兩者之間的價值，被利用或被排擠的幾率相差無幾。

　　有評論家笑諷美國像個“土霸主”，欠了別人的債不僅打白條賴賬，還要強迫債權國去買自己的國債。這個比喻很形象，戳穿了美國召開國際峰會的真實心理，卻也隱喻出中國目前的姿態很難拿捏。首先，經過了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造，中國已經不能回到亞洲金融風暴以前的狀態去“獨善其身”；其次，面對國際經濟秩序重建機遇，中國只能進取不能退縮，否則就會失去未來快速發展的條件。雖然中國發出的信號是“要先把自己的事情解決好”，看上去對歐美的態度不偏不倚，但終究歐美不需要“中庸之道”，一旦雙方認為無利可圖，中國被排除在新經濟秩序核心之外的可能性將轉化為現實。這樣的擔心并非多余，既然西方可以“集體變臉”，同樣也可以“集體翻臉”。

　　G•F•霍爾在著名的《反對帝國主義》演講中稱，美國的立國原則是“人類生而平等”，但所謂的“人類”卻是指美國的人類，與其他國家的人類沒有多少關系。二戰后期，這種“平等”關系使不少同盟國成了廢墟，反而鑄就了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如今，那些從廢墟上爬立起來的國家自然不愿意重蹈覆轍，所以“刻意討好中國”成了首選方案。由是觀止，歐美從沒把中國內部的社會問題當作威脅，他們精心炮制的一個個“中國威脅論”，與今天的“集體變臉”異曲同工，說到底都是利益工具。

　　耐人尋味的是，西方一邊異口同聲稱贊中國在金融危機中的表現，一邊卻為獲取世界經濟中心地位明爭暗斗，讓這些褒獎言辭聽起來越來越像一種道德威脅。所以，中國以什么姿態出現華盛頓的“鴻門宴”上，也將成為全球輿論的焦點。因為對于中國來說，營造一個相對寬松的外部輿論環境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解決自身的貧富差距、城鄉差別等深層社會問題。要解決這樣的實際問題，當然不能靠歐美的笑臉和甜言蜜語，而是能不能抓住這一契機，讓政治、文化也和經濟發展一樣，在盡量短的時間內納入“全球化”序列，讓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成為不可替代的角色。 (王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