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1月27日電 香港《文匯報》11月27日載文指出，經此(金融)危機，中美雙方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兩個大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性，如何從戰略高度進一步因應這種依存性，是新一輪對話的核心戰略議題，這也是此輪對話以“奠定長久的中美經濟伙伴關系的基石”為主題的原因所在。與此相對應，中美兩國如何協調行動以管理宏觀經濟風險，就成為這一輪對話極為緊迫的核心話題之一。

　　文章摘錄如下：

　　日前，中國外交部宣布，第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將于12月4日至5日在北京舉行。與此同時，美國當選總統巴拉克·奧巴馬也正式宣布了其經濟團隊人選。人們普遍關心的是：在新的形勢和背景之下，這一輪對話雙方又將談些什么？

　　半年前，當中美在華盛頓舉行第四次戰略經濟對話時，美國總統大選還激戰正酣，奧巴馬剛剛在黨內初選艱難擊敗希拉里；次貸危機雖然已經讓華爾街感受到陣陣寒意，但自從貝爾斯通倒閉后，壞消息似乎一時間銷聲匿跡了；中國國內經濟在救災和奧運兩重刺激下，還是一派升平景象，決策當局依然在“雙防”，即防止由結構性通貨膨脹轉變為全面性通貨膨脹、防止經濟由偏快轉變為全面過熱。那時，150美元每桶的油價正炙烤著包括美中在內的全球耗油大國，人們都在掐指盤算離200美元油價還有多少時日。

　　6個月后，無論是中美兩國的國內經濟形勢，還是全球經濟形勢，發生的巨變都足以讓人驚嘆和質疑：這難道是在同一年之中發生的嗎？

　　美國方面，伴隨著“兩房”被接管、雷曼兄弟破產、政府注資AIG、花旗銀行，直到近來三大汽車公司瀕臨破產；房價股價跌跌不休時，救市計劃也從當初的2500億美元上升至7000億美元，再到近日刷新的8500億美元，金融危機的巨大冰山一步步浮出水面。從虛擬經濟蔓延出來的恐慌開始打擊實體經濟，伴隨著消費數據下降、失業人數上升，美國經濟的衰退已經由當初的言辭爭論變為實實在在的現實。

　　就在次貸危機引發的華爾街金融危機從風暴升級為海嘯時，美國迎來了華盛頓新主人：民主黨不僅進一步擴大勝果，加深對國會山的掌控，奧巴馬更以絕對優勢擊敗對手入主白宮。王旗變幻的背后，不僅是美國政治風向、意識形態版圖的轉變，更是美國民眾深深地憂慮和希冀。

　　中國方面，雖然由于體系相對獨立、開放步伐穩健，金融海嘯對于其資本市場的直接沖擊相對較小，但海外市場的急劇萎縮還是讓沿海外向型經濟區域深受打擊，加之長期高速增長的經濟也恰在此時面臨調整，GDP增速的放緩引起了決策層的深刻憂慮，加之股市房市雙雙不景氣，一系列刺激經濟的調控政策、投資計劃應運而生、接連出臺。

　　伴隨著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影響的加深，國際社會出現三大呼聲：一是要求包括G8在內的發達資本主義大國，攜手包括中印巴西等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全球更加自覺地密切合作以應對危機；二是要求對現有金融體系進行刻不容緩地改革，切實加強對金融投機、創新的規制和監管；三是要求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在應對危機中承擔更大責任、發揮更大作用。

　　伴隨著各自國內及全球經濟形勢的深刻變化，自2006年12月份啟動、每半年進行一次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不論在各自對話需求上，還是在談判的關鍵內容上，都將隨之發生重大轉變。

　　與這次金融海嘯相伴隨的是，中國業已替換日本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者，中國外匯儲備中有超過8成為各類美國金融產品。華爾街遭遇寒流，中國已然無法獨善其身，甚至感同身受，此次危機不僅導致中國部分商業投資受損、國家外匯資產縮水，更引發沿海出口企業的空前困頓即是例證。同時，美國要走出危機和困局，更離不開中國的配合、支持甚至幫助，美國不僅需要中國繼續持有甚至增購美國債券，更需要中國經濟能繼續保持適度的高增長態勢，因為中美早已同為全球經濟的兩大強勁發動機。

　　因此，經此危機，中美雙方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兩個大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性，如何從戰略高度進一步因應這種依存性，是新一輪對話的核心戰略議題，這也是此輪對話以“奠定長久的中美經濟伙伴關系的基石”為主題的原因所在。與此相對應，中美兩國如何協調行動以管理宏觀經濟風險，就成為這一輪對話極為緊迫的核心話題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經過這次危機挑戰，中國在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從出口導向轉向依靠國內市場方面，已然無需美國的談判壓力，無疑有著更加緊迫的需要和更為強勁的驅動力；伴隨著國際油價急速跌落到每桶50美元以內，以及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對強勢美元的一致需要，美方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施壓的內外環境和氛圍也進一步淡化。倒是中方對于美方強化對華爾街的有效監管，以及促使其提振國內消費信心等要求，必將成為“促進經濟平衡增長”這一對話老議題的新內容。

　　同時，要求中國對包括IMF、世界銀行等為代表的世界金融體系、發揮更大作用、承擔更大責任，也可能是美方在這一輪對話中的新要求。 (張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