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0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2月10日發表吳韋材撰寫的文章《就從“讓位”這小事說起》指出，北京地鐵搭客都會自動讓位給老弱病殘孕，有些情況甚至是當老弱病殘孕一進車廂就會有人警覺地準備站起來讓座。原因有二，一是社會構成不同，中國社會有著較深刻的同族情感；二是中國人雖日漸現代化，有份根深蒂固的倫理觀至今尚屬穩固。我總覺得讓位對中國人來說比較傾向于一個倫理責任，這份責任就是我有能力站著，因此就有責任讓位。

　　文章摘錄如下：

　　新加坡的“年長”狀態，天天看著這國家的國人也許沒強烈感覺，但在地鐵里一眼望去，偶爾“抽樣”統計一下，除真正老者，新晉老人還真不少。

　　一來是二戰后屬嬰兒潮的已步入老年，二來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生育計劃明顯失算，緊接著新加坡“經濟起飛”后，生活壓力與都市價值觀都影響了生育。今天我國（新加坡，下同），老與快老的是明顯一族，非常年輕的嬌子嬌女們散落其中，仿佛沒多少屬中間年齡層。

　　那要怎么讓位呢？雖然有標示優先座位，孕婦上來多數有人讓座，拉小孩的也會有人讓坐。病的？弱的？誰知道？

　　老的？大家也都已經不是那么年輕，由50歲讓給60歲？60歲讓給70歲？70歲之后還讓么？

　　筆者就曾經受不了身邊年輕人絲毫沒動靜而自己起來讓位給一位看來比我還年長的老姐姐，她連聲感激之余，大家目光里瞬間有說不出復雜心情。她也看到我有年紀，但一般的年輕人能體會她的不方便么？

　　并非老人心里都會理直氣壯或不明事理地埋怨，讓位這回事，新加坡也有自己特殊境況。

　　人人都累。甚至包括那些同樣也有著種種各自自己定義壓力的年輕人。加上熱帶酷暑天氣，乘搭一趟地鐵若能找到座位無疑就是一陣松懈休息。上課上班前的車廂是養精蓄銳，下課下班后是恢復養息。

　　還有一些人是每天得趕幾趟地鐵來往或轉車到各處辦事的，在這些時段及這些情境下，人的生理需要與人的精神素質就如蹺蹺板一上一下，我有我坐下來的需要。

　　更何況，新加坡道理教育比人情教育有更多人理解，“我有買票”當然就有“我的權利”。

　　那要說回北京了。北京地鐵搭客都會自動讓位給老弱病殘孕，有些情況甚至是當老弱病殘孕一進車廂就會有人警覺地準備站起來讓座。

　　原因有二，一是社會構成不同，中國社會有著較深刻的同族情感，社會尤其是北京也就等同“一家子”；二是中國人雖日漸現代化，有份根深蒂固的倫理觀至今尚屬穩固。我總覺得讓位對中國人來說比較傾向于一個倫理責任，這份責任就是我有能力站著，因此就有責任讓位。

　　照這么說，雖然政府及社團都一直在努力，但很明顯新加坡這多元社會仍還沒能在多元里真正融匯出一份屬于新加坡人大家庭的國人情感。雖也并非完全欠席，但還模糊且未深刻。甚至在某些人的某些心理底層仍當它是個移民社會。

　　移民社會是共聚、共存、共榮，但各管各的事。加上都市現代化同時也帶來的實用主義及利己主義，人人為自己似乎就是理所當然。一個移民社會要融匯出這份大家庭情感，至少要好幾代人同時經歷好幾代的風雨。雖然我們朝向一個對的方向，但也畢竟需要時間。

　　其實，尚未達致大家庭情感也不是這種只顧自己心態的借口。

　　或許真正原因，是我們對“社會”有所認識的教育仍然不足。

　　這才是重要的。要達到大家庭境界，社會的正確意識為最基本。先是社會，然后國家，最后才是更深刻的大家庭。

　　假如有個鏡頭到街上隨便抽樣訪問不同群眾“社會是什么？”，恐怕沒經剪輯還真不好意思播出來。一個國際大都市的人民對“社會”的認識或許就只是“一個每天要生活的所在”、“有衣食住行有政府妥善管理和照顧的地方”、“有公共設施的公共空間”，別意外這些還是我問一些讀過書的人所得到的答案。

　　這是悲哀的。似乎很多人只看到我們社會的物理部分，有什么建設，有什么資源，有什么提供得不錯的但還有什么沒夠上水準的。十多個答案里我還沒聽到對社會的精神價值作出認識的答案。

　　或許這就是原因。這就是一切“不關我事”的原因。別告訴他或瞪住他要起身讓位給剛上車的白發老人，因為不關他的事，而且他也買票的，他就有權利坐著。

　　“我只關心我的事”是人人共識的現實，在這里是理直氣壯的。所有有關社會群體精神的推廣和教育工作，總會有一小撮熱情地干，那就讓他們干吧，社會不就要有一些干這方面的人嗎？

　　無視他人把尿包扔到樓下或把巨型垃圾亂堆亂放還能用法律嚴懲，但他就是不讓位，也用法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