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6日電 香港《文匯報》12月16日載文《中日韓會議奠定東亞合作基礎》指出，從一個更長遠的視角來看，日益機制化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很可能成為東亞政治、經濟、安全和文化等全方位合作的平臺，某種意義上，其意義堪比當年的歐洲煤鋼聯營。而東亞合作的新篇章或許將由此掀開。

　　文章摘錄如下：

　　正當全球金融危機向縱深發展之際，12月13日，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首次在“東盟與中日韓”10＋3框架之外單獨舉行，表明東亞合作已經進入一個更為務實的新階段。從會議發表的聯合聲明和行動計劃來看，如何通過加強貨幣合作來應對當前危機仍是最令人關注的話題，但其意義絕不止于此。根據聯合聲明，中日韓三國將本著公開、透明、互信、共利、尊重彼此文化差異的原則，在政府和非政府框架內，開展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表明，IMF無法勝任全球最后貸款人這一職責，同時也充分暴露出東亞國家的金融脆弱性及缺乏區域協調的弊端。危機結束后，各國普遍希望加強貨幣金融合作以維護本地區金融穩定。短短幾年時間內，東亞建立了名目繁多的貨幣金融合作機制，包括亞歐會議財長機制、東盟與中日韓10＋3財長機制等。迄今為止，東亞貨幣金融合作也的確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清邁倡議、亞洲債券基金和亞洲貨幣單位等。

　　但近年來，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逐漸陷入了困境。原因一是現有的合作機制在功能上過多重疊，不僅浪費了區內資源，也導致相關國家在發展方向上出現分歧；二是各方相繼失去了前進的動力，東盟當前僅僅滿足于追求較低層次的一體化，而中日韓三國則圍繞主導權問題爭論不休，在一些關鍵問題上難以取得突破。在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回顧時，便有明眼人指出，未來能夠推進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進行下去的，或許正是新一輪金融危機帶來的威脅。而此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無疑提供了一個絕佳契機。

　　雖然東盟常常被視為東亞合作的核心。但一般都認為，推動東亞合作的關鍵還在于中日韓三國之間能否實現良性交互。

　　以亞洲共同基金為例，其難產的過程便足以折射出三個東北亞國家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在清邁倡議取得階段性進展之后，2007年5月，10＋3財長會議宣布在清邁協議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東亞外匯儲備庫”，以便在某個成員面臨外匯資金短缺困難時幫助其緩解危機；2008年5月10＋3財長馬德里會議進一步將這個儲備庫的規模明確為800億美元，其中，中日韓分擔80%，余下20%由東盟國家負擔；但在2008年11月的亞歐峰會上，中日韓并未就80%如何劃分達成一致意見，最終各方只是原則上同意在2009年6月之前給出答案。

　　客觀上來說，韓國在此次貨幣合作中扮演了推手的角色。當然，這主要是出于其自身安全的考慮。雖然韓國在此之前已累積了超過3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模為1997年的十倍以上，但事實證明，在這場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韓國依然弱不禁風。2008年下半年以來，韓元貶值和外匯儲備縮水的速度令人憂心。與坐擁2萬億美元和990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和日本相比，韓國更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在10月IMF和世界銀行年會召開前，韓國便開始大力游說中日韓領導人進行貨幣合作。最初日本對擴大貨幣互換立場較為消極，更傾向于通過美國主導下的IMF框架來應對危機；但當這一倡議得到了中國積極支持時，日本的態度也不得不發生根本轉變。

　　此次會議前，中韓、日韓宣布雙邊貨幣互換的規模同時擴大至300億美元，對于穩定東亞金融意義重大。不過，擴大雙邊貨幣互換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揮“穩定器”的功能，但遠不如亞洲共同基金這個多邊“蓄水池”的外溢作用強大。很明顯，中日兩國之間的心結并未真正解開；而韓國在解決后顧之憂后，是否還有足夠意愿繼續推動與中國開展更深層次的經貿合作也令人懷疑。根據過去的經驗，韓國內心并不認為有必要與中國建立FTA。

　　不過筆者對此仍持樂觀看法。從最近的歐亞峰會、二十國集團峰會、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等一系列領導人對話來看，中國已越來越意識到，面對全球金融危機，加強與其他國家的高層次對話與合作不僅具有象征性作用，同樣也有現實意義。一方面，中國需要從全球多邊、區域多邊、國家間雙邊和國內四個層次上構建穩固的金融安全防火墻；另一方面，這也將決定中國在危機結束后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處于何種位置。基于同樣理由，韓國和日本領導人也必須繼續深化與中國的對話與合作。 (劉　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