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6日電 美國《僑報》15日發(fā)表評論文章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日益凸顯的今天，中國有人發(fā)文提出，積極消費就是愛國。“消費愛國論”不值得深入探討，以經濟為核心的社會形態(tài)下，消費純屬個人行為，與愛國與否無直接干系。“消費愛國論”的荒謬不僅混淆了是非，更為關鍵的還在于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愛國不分貧富。一個人是不是愛國，與他的消費能力和方式不成正比；用消費定義愛國，實際上使用的是雙重價值標準，展現的卻是惟利是圖的社會心理。

　　文章摘錄如下：

　　說到“愛國”，最有發(fā)言權的群體大概就是中國人了。古代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屈原憂憤跳江；當代有“餓死不吃救濟糧”的朱自清、“留須罷唱”的梅蘭芳；近期又有“抵制家樂福就是愛國”和“買房就是愛國”。時期的不同愛國方式與內容也不同，正是有這樣的寬泛概念，在某些人眼里，任何事情都可以貼上“愛國”標簽，比如在國際金融危機日益凸顯的今天，有人又發(fā)表宏論：積極消費就是愛國。

　　把“消費”與“愛國”并列在一起，自然是種理論創(chuàng)新。中國久負盛名的《瞭望》周刊1月12日發(fā)表的《積極消費就是愛國》文章稱：“之所以把消費提升到愛國的角度，是因為當前擴大消費對于中國經濟發(fā)展來說尤為重要”。言外之意是告訴人們，在當下的中國，任何對經濟發(fā)展有利的行為都屬于愛國�；蛘哒f，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肯掏自己的腰包，就意味著熱愛自己的祖國。

　　以拉動內需方式求解經濟難題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把消費提升到愛國的高度去解讀，恐怕不僅不能激起人們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反而會令人毛骨悚然。此情此景很容易讓人想起當年“愛國魚”、“愛國菜”的往事，一些商家把積壓滯銷的產品貼上“愛國”標簽，誰不買就是不愛國。他們喊著“大公無私”、“同舟共濟”的口號，使人們體驗了一回“愛國”壯舉，而大家的錢卻實實在在地裝進了既得利益者的腰包。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旦國家遇到經濟困境，有人呼吁那些既得利益者也“大公無私”一次時，所謂的“同舟共濟”就轉化成了一種“仇富”。在某些人眼里，似乎平民根本沒有享受“國家利益”的資格。

　　站在上述角度看，“消費愛國論”并不值得深入探討，以經濟為核心的社會形態(tài)下，消費純屬個人行為，與愛國與否無直接干系。雖然《積極消費就是愛國》一文的作者聲言：“提倡消費愛國，并不是盲目鼓吹消費”，而在作者營造的語境下，那些沒有消費能力的群體就注定了有不愛國的嫌疑。這樣的“愛國”標準十分荒謬，不僅從理論上剝奪了窮人的愛國權，還從邏輯上論證了如周久耕、林嘉祥之流所作所為的正當性，隱喻出所有的驕奢淫逸、揮金如土行徑也天經地義，讓人實在不明白究竟什么樣的舉動才稱得上“積極”，什么樣的行為才算真正愛國。

　　其實，“消費愛國論”的荒謬不僅混淆了是非，更為關鍵的還在于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愛國不分貧富(李嘉誠語)。以《現代快報》2008年5月16日報道的《老乞討為地震災區(qū)捐款》為例，也許 105元對于乞丐是全部積蓄，但他的義舉比身價過億僅捐出幾萬元的大佬闊少們要高尚得多。因此，一個人是不是愛國，與他的消費能力和方式不成正比，用消費定義愛國，實際上使用的是雙重價值標準，展現的卻是惟利是圖的社會心理。

　　眾所周知，愛國是一個簡單又復雜的概念，說簡單，是可以量化到主權尺度和領土大小等問題上，說復雜，則可以虛化到精神境界層次，用情操和行為來衡量。本來，在以國家為單位的現行國際格局中，愛國是種崇高的價值取向和值得贊譽的道義，在一個真正現代意義的社會，國家利益基本上等同于國民利益，這是每個公民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礎。

　　然而，當“愛國”被某些人當成一種工具使用的時候，“國家利益”卻又變成了某個群體利益的代名詞，與當年的“愛國魚”一樣，這種“愛國”無非是個商業(yè)招牌，無論被涂上多少燦爛的色彩，也掩蓋不住潛藏在背后的“家國天下”觀念。

　　有論者撰文指出，“消費愛國論”是有些人試圖借用“愛國”旗幟，讓民眾承擔經濟危機責任，而他們自己卻仍然可以豪車洋房、紙醉金迷。實事求是地說，這樣的說法不一定準確，把消費貼上“愛國”標簽的人也未必都是“愛國賊”，而是他們習慣了套用政治邏輯強加于人。其實，某些學者當然知道什么才是“愛國”，關鍵是他們更喜歡用某種詞語表明立場，好讓自己永遠站在絕對正確的愛國主義之上。

　　有道是：“君子之愛人也以德”。以道德為標準愛護人歷來被視為君子所為，而以道德為標準打壓人則是小人行徑。無法想象，一些佩戴頂級洋表乘坐豪華洋車的人怎么去號召別人用消費去愛國，所以，希望這些人在沒有搞清楚愛國的標準和要義之前，最好不要到處濫貼“愛國”標簽，以免褻瀆了一個神圣的字眼，卻把自己困死在自我設置的道德牢籠中。(王龍 中國大陸資深評論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