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0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當地時間10日刊文認為，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說，在農民工問題上，除了廢除農民工制度，中國別無他途。

　　文章摘錄如下：

　　金融危機馬上顯示農民工的影響力。大量的農民工失去工作，回到家鄉，但發現在家鄉已經無事可做，因此又回流到城市。更重要的是，很多農民工并非單個的個人，而是家庭。

　　他們離開家已經多年，小孩在打工當地上學。回家鄉后，不僅他們本身的工作成問題，同時面臨小孩上學等一系列問題。

　　有人說，農民工失業了，就可以叫他們回鄉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但問題實在并非那么簡單。農民工已經不再是農民，他們很難再回到過去成為從前的農民。他們離開農村多年，了解了外在世界，無論對自己還是對外在世界已經具備了一種全然不同的認同。

　　農民工的重要性

　　實際上，很多年來，每當春運，每當遇到類似“非典”的疫情，每當遇到經濟不景氣，等等情況下，如何應付與農民工相關的問題一直是各級政府最為棘手的一個問題。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來說，在農民工問題上，除了廢除農民工制度，中國別無他途。在中國，農民工的出現既是歷史的必然，早期也是社會制度進步的表現。

　　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典型的二元社會，農村和城市截然分割。改革開放后，因為農村改革的成功，產生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同時，工業改革和城市化需要新的勞動力。這樣，戶口制度開始松動，農民開始進城工作。

　　這些人一方面脫離了農民的身份，但同時又不是正式城市工人和城市居民，因此有了一個特殊的稱號，被稱為農民工。

　　盡管中國官方對農民工的數量沒有正式估計，但各種研究表明這個群體的數量極其龐大。農民工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做出的貢獻怎么估計也不會過度。可以說，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波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主體。他們為中國的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提供了極其廉價的勞動力。

　　正是在這個角度上，一些經濟學家承認農民工是中國在全球市場上競爭力優勢的最主要因素。

　　農民工在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近年來也開始在政治方面體現出來。農民工的權利常受到侵犯，于是國家通過了新的勞動法來保障他們的正當權益。同時，政府也開始提供制度性的管道讓農民工表達他們的聲音和利益。

　　農民工制度化的隱患

　　例如在黨代會和人大代表中開始出現農民工的代表，盡管人數極少，比例極小。農民工儼然已成為一個“界別”或者功能社群。就是說，大趨勢是農民工這個社會群體的制度化。

　　然而農民工制度化對中國來說是長期之痛，甚至是隱患無窮。如果農民工制度化，那么中國社會就會在傳統二元的基礎上成為三元社會，即城市與農村和流于農村和城市之間的、非工非農的農民工。

　　農民工制度不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現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在從傳統二元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轉型過程中，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都要求農民轉變為現代公民。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有效地吸收了從農村轉移出來的農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是舉世無雙的。但是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吸收和消化農民的速度則極慢。這并不是說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沒有能力這樣做，而僅僅是因為人為的農民工制度之所為。

　　制度的方方面面都沒有考慮到農民工，結果就導致了制度上的歧視。可以說，農民工制度不廢除，這個龐大社會群體的生產力就得不到解放。

　　近年來，中國政府推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這表明了政府要解決三農問題的決心。但建設新農村絕對不是意味著要誘導農民工回去。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在于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減少農民。(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