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3日電 美國僑報日前刊發評論員文章《中國救市，該不該發消費券？》說，中國打消費券這張“信心牌”，更在于能否準確把握目前經濟形勢的“牌局”。把握“牌局”就是推進中國社會向消費型、內需型、公共服務型社會轉型。無論怎樣，目前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張“信心牌”若是打好了，會有助提振內需、應對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機，更對中國社會把握危機下的機遇、理性轉型不無裨益。倘若如此，這張“牌”就稱得上是一張“永不過期的消費券”，意義也就深遠了。

　　文章摘錄如下：

　　歐元之父蒙代爾有關中國發消費券促內需的建議，本周獲決策高層回應。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9日表態，杭州、成都等地發放消費券的做法有助提振內需，是特別條件下“比較可行的選擇”。

　　但關于消費券能否助力中國內需新政的爭論，并未因此而停止。雖然蒙代爾及其支持者們津津樂道于消費券對實體經濟的乘數效應，不少學者卻基于日本1999年發行2萬億日元“地域振興券”后GDP僅為此增長0.1%的失敗案例，對消費券促內需的效果和操作性深表懷疑，北京大學中心經濟研究教授霍德明10日更劍指政府發消費券是“嘩眾取寵”的“拍腦袋想法”。

　　消費券其實沒那么復雜。正如姜增偉所說，它是特別條件下的“嘗試”或“臨時辦法”，只有作為多管齊下刺激內需中的配套措施，與中央4萬億元人民幣巨額投資、家電汽車下鄉、減稅、興建保障性住房等計劃配合實施，每人區區幾百元的“杯水車薪”才談得上有“四兩撥千斤”的可能。

　　事實上，這項應急之策對中國內需新政的作用，更在于它的象征意義——政府通過發行消費券，傳遞一種“拋磚引玉式”的消費信心暗示。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歸根結蒂是“一場關于信心、資本、信用和消費需求的危機”，而美國聯邦參院11日過關的789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也好，中國各地政府正在展開的消費券發行計劃也罷，一切只有落實到提振信心，才變得有意義。也就是說，消費券對拉動內需刺激經濟的效果，關鍵取決于它能否打好這張“信心牌”。

　　打好這張“信心牌”，首先在于厘清“發牌對象”。既然“發牌”首要目的在于促消費信心，消費券就不能像美國的食品券那樣只發給窮人。理論上看，消費券只有附帶盡可能少的對象限制，讓不同階層的民眾都能在市場中自由選擇，才能確保不扭曲正常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

　　從此意義上說，成都發給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券只能算作社會救濟的延續。杭州的普惠制消費券才帶有真正促內需消費券的意味。而臺灣發行的消費券不僅人人有份，且有人動議，胎兒也該算上，“強迫”消費的功能更加明顯。

　　熟諳“發牌規則”亦很重要。杭州最近提出要“切”出公務員薪資的5%至10%，以消費券形式發放。其誠固然可嘉，但殊不知，作為救市手段，消費券是政府無償贈送的“紅包”，公務員為何要因此犧牲自己的合法所得？

　　另外，如何防范“黃牛黨”、防范假冒消費券、確定發放的覆蓋面、界定發放的頻率和期限…… 這些無不關系消費券的救市效果。值得一提的是，金融海嘯發生后，美國曾采用給人均家庭退稅1250美元的方式刺激消費，結果許多民眾卻把退稅的錢存起來了。相比之下，消費券卻可通過界定使用期限，刺激即時消費，凸現其優越性。

　　中國打消費券這張“信心牌”，更在于能否準確把握目前經濟形勢的“牌局”。從根本上說，中國民眾并非天生就是守財奴，在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缺乏完善體制保障的條件下，存錢是為自保；在金融危機尚未見底、就業形勢動蕩的當下，風險抵御能力差的弱勢群體本能的反應，當然更是惜購存錢渡難關保未來。

　　把握“牌局”，就是推進中國社會向消費型、內需型、公共服務型社會轉型。只有加大對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等的投入，并調整收入分配體系，才能使民眾省卻后顧之憂，產生持久的消費動力，促進經濟又好又快持續增長。

　　當然，我們不必指望小小的消費券能成為改革中國發展模式的大大的轉折點；中國地方政府發放消費券的行為能否在未來上升為“國家計劃”，也都是未確定的事。但無論怎樣，目前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張“信心牌”若是打好了，會有助提振內需、應對眼下的全球金融危機，更對中國社會把握危機下的機遇、理性轉型不無裨益。倘若如此，這張“牌”就稱得上是一張“永不過期的消費券”，意義也就深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