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17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當地時間17日刊出署名文章說，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也隨之上升，因此有了布熱津斯基的“兩強(G2)峰會”和基辛格的“兩大支柱”之論。美中兩國“同舟共濟”，建立“生命共同體”，攜手處理日益紛繁的世界性難題，這是全球金融危機下的外交新局，也是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新格局。

　　文章摘錄如下：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日前在美國亞洲協會演講，談到她的首次中國行時，以“同舟共濟”的中國成語，表達了她對美中關系的期待。這是華盛頓與北京關系在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之后，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言簡意賅的新調門，被認為是兩國關系將踏上新臺階的重要信號。

　　希拉里這項政策宣示，是在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發表的。“同舟共濟”的意思，不但表明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取態，而且透露了華盛頓面對金融危機時的巨大壓力和擔憂，以及對世界未來局勢的最新戰略判斷。

　　因此，這場金融危機在給世界帶來挑戰和動蕩的同時，也給世界新秩序帶來了新曙光。如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所言，這次危機“是時代發展的重要轉折點”，當然也成了中美關系發展的重要機遇。

　　“命運共同體”與“兩強峰會”

　　事實上，華盛頓對華關系的這一最新定位，事先已試過水溫，北京應該已經知悉。一個月之前，早在奧巴馬上任之前的1月12日，在北京參加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紀念活動的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熱津斯基，就提出了召開美中兩國參與的“兩強(G2)峰會”建議，呼吁兩國首腦舉行定期會晤，將兩國關系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值得注意的是，布熱津斯基在美國大選期間曾擔任奧巴馬的外交事務顧問，因此，他的提議當然引起了關注，有替奧巴馬傳遞信息的含意。

　　而幾乎與此同時，美國外交界另一位重要人物、前國務卿基辛格則撰文表示，美中兩國應該建立一種“命運共同體”(a common destiny)結構，將兩國關系提升到類似二戰之后大西洋兩岸關系的高度。

　　作為地緣政治學的大師級人物，基辛格基于對國際關系新格局的洞察、對各國力量對比的判斷，提出了以“創意外交”重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構想。巧合的是，希拉里也提出了“變革外交”的說法，要以美國外交與軍事結合的“巧實力”來改革外交思維。

　　根據基辛格對未來國際新秩序的構想，美中兩國將在未來國際政治經濟結構中共同扮演關鍵的角色，兩國關系必須提升到新層次。他認為兩國的新一代領袖有機會實現這樣的構想，使兩國“成為世界進步與繁榮、和平與穩定的中流砥柱”。

　　基辛格提出的“命運共同體”說法，其實與希拉里說的“同舟共濟”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也說明了一個事實，即中美關系向前發展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是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需要，無論從歷史或現實的角度，無論是共和黨背景的基辛格或是民主黨的希拉里，都必須面對這樣的事實，順應歷史潮流。奧巴馬不久前在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通電話時，就明確表示“美中關系將成為美國最重要的外交關系”。

　　金融危機催生外交新格局

　　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北京參加中美建交三十周年活動時曾表示，美中關系發展到這樣的程度“誰都想不到”。三十年來，盡管磕磕碰碰不斷，但始終沒有影響兩國關系大局。中美貿易額從1979年的不足25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7年的3021億美元，增加了80多倍。美國已經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第六大進口來源地、第三大技術進口來源地；中國則是美國第三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場、第二大進口來源地。三十年前，美國駐華使館外交官不到50人，現在已經發展到1100人，成了規模排名第二的美國駐外使館。這從一個側面見證了兩國關系發展的歷史，也說明了兩國關系的重要性。

　　面對金融危機，面對美歐日同時陷入衰退的局面，無論是布熱津斯基、基辛格，或是奧巴馬當局，都一致認為只有美中兩國更緊密合作與配合，才能為困局解套。基辛格強調，現存的國際秩序已經不能適應國際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需要，全球化條件下的經濟已與政治體系脫節。而在未來新秩序中，中國無疑將扮演關鍵角色。他說，美中當初基于各自需要為牽制共同敵人而設計的戰略關系，今天已經演進到支撐國際體系的支柱作用。

　　這是美國要與中國“同舟共濟”的一個具體設計，也是華盛頓基于國際政經形勢的現實考慮。這些年來，世界各方力量的此消彼長成為美國必須面對的客觀事實：2006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已上升到14.5%，僅次于美國的22.8%。

　　美國前副財長阿爾特曼(Roger C. Altman)不久前撰文承認，美國在全球GDP的比重在七年前已開始下降，這次危機無疑將加快這種趨勢。相比之下，中國的實力卻在快速上升。在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中，當歐美各國金融機構陷入水深火熱時，中國卻擁有令人羨慕的近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GDP可望達到8.5%。在未來25至30年之間，中國GDP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預計會超過美國。

　　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也隨之上升，因此有了布熱津斯基的“兩強(G2)峰會”和基辛格的“兩大支柱”。美中兩國“同舟共濟”，建立“生命共同體”，攜手處理日益紛繁的世界性難題，這是全球金融危機下的外交新局，也是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新格局。(王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