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7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27日刊發該報評論員文章《金融危機重塑中美日三角關系》說，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使世界上所有的經濟模式都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世界上所有國家其實都面對著同樣的處境。在嶄新的世界局勢下，很多國家原有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資源，都已經變得捉襟見肘。中美兩國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盟友，但在當前艱難的經濟形勢下，卻愿意出手互救，兩個非盟友國家竟然也可以進行“盟友式合作”。

　　文章摘錄如下：

　　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使世界上所有的經濟模式都暴露出自身的缺陷；也讓各國政府突然發現，它們在經濟安全上的自衛與自救能力，原來是如此地薄弱。不用說其他國家，就看“世界超強”美國，危機來襲之時，其銀行體系竟然不堪一擊。美國的武器裝備為世界一流，軍事盟國和軍事基地遍布全球，但在金融危機面前，完全沒有用武之地。

　　確實，與冷戰時期相比，當前的世界局勢雖然看上去要安全得多，但其復雜程度和不可預測性卻遠遠甚于當年。在冷戰時期，美國只需靠軍事優勢和盟國支持，就可消除蘇聯的威脅，并且主導國際秩序幾十年。但今日，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核武器擴散以及能源短缺，樣樣都是迫在眉睫的威脅，美國不可能靠軍事手段解決，更不能靠軍事同盟去應對。

　　新時期的美日同盟關系

　　當然不只是美國，世界上所有國家其實都面對著同樣的處境。在嶄新的世界局勢下，很多國家原有的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資源，都已經變得捉襟見肘。至于冷戰時期殘留的舊觀念、舊心態和舊模式，就更是無法應付新的現實問題，反而有可能成為政治包袱和外交障礙。

　　但也有完全相反的例子。就比如，中美兩國雖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盟友，但在當前艱難的經濟形勢下，卻愿意出手互救，兩個非盟友國家竟然也可以進行“盟友式合作”。中國不大可能與美國正式結盟，因為盟友之間有主次尊卑之分，缺乏平等，但這絕非意味著中美當前合作的重要性，就必然低于美國在冷戰時期與盟友之間的合作。恰恰相反，由于中美經濟合作的目標是追求雙贏和多贏，所以其積極意義要遠遠高于冷戰時期追求“你死我活”的軍事同盟關系。

　　因此，對于中美之間日益密切的對話與合作，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盟友應該“喜聞樂見”，不應心存嫉妒或者忐忑不安。比如日本，作為美國的親密盟友、美國第二大債券國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當全球陷入經濟困境之時，應該比中國更加積極地與美國進行合作，共同應對，這樣才更能凸顯出日本的作用和價值。

　　但實際情況似乎并非如此。自奧巴馬政府上臺以來，日本最關心的事情就是美國新政府是否會更傾向于中國，是否會繼續把日本當作重要的盟國看待。由于過度留戀冷戰時期與美國的同盟關系，日本對美中之間的交往非常敏感和在意，包括對中美戰略對話機制的不斷升級感到不是滋味。

　　這種患得患失的心態，使日本在對美交往中顯得短視和急躁，過度重視外交的形式和政府的面子，例如希望希拉里首先訪日，希望麻生首相成為第一個受邀訪美的外國領導人，等等。近日，麻生太郎應邀訪美，如愿以償地成了“第一”，面子上感覺很風光，但實際效果并非理想。

　　麻生抵達華盛頓之前，希拉里剛剛從亞洲返回，美日兩國之間該談的事情都已談過，實無緊迫之事必須勞駕首腦出面。況且，奧巴馬上任才一個月，內政要務千頭萬緒，經濟問題更令其焦頭爛額。麻生在此忙亂之際殺到，美國政府不可能不重視，但也不可能花太多精力給予過高的重視。結果，這次訪問還沒有來得及引起世人的注意，就被奧巴馬的國會演說及其鋪天蓋地的報道和評論所淹沒。

　　冷戰同盟已不能互救

　　麻生此行當然也有實質結果，一是向奧巴馬承諾，日本將為8萬名阿富汗警察支付6個月的工資；二是決定向阿富汗派遣特使，以便與美方進行協調。可是，與壓在奧巴馬肩上的金融危機相比，這些都是無關痛癢之事。麻生首相親自跑到華盛頓，“千里送鵝毛”，固然能夠表明情誼的厚重，但無疑也暴露出美日之間的合作是有局限的。當美國在經濟上最需要與盟國“同舟共濟”的時候，麻生除了重申不搞保護主義之外，沒有拿出任何可讓奧巴馬感到振奮的東西。

　　與美日盟友關系相比，中美兩國既非敵人也非朋友，將來有可能依然如是。這種關系的最大特點，就在于避免了盟友關系所容易帶來的糾纏。若美國把中國當作敵人，中國就是它最可怕的敵人；若美國把中國當作朋友，中國就是它可以指望的朋友。假若用冷戰思維來看待中美關系，人們是看不到任何積極結果的；假若把冷戰時期的國際關系框架套在中美關系之上，人們同樣不會產生任何樂觀的期待。

　　但是，當今世界畢竟與冷戰已遠，以是不是“盟友”的身份來設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政策目標，早已不合時宜，因為它會使視野變得狹窄，使想象力變得貧乏，最終導致自己追求利益的途徑和手段越來越少。而最可怕的情況，就是死抱“盟友”不放，結果只能像那句俗話所說，“在一棵樹上吊死”。

　　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包括有關中美關系的言行，基本上沒有明顯的冷戰痕跡。希拉里呼吁中美兩國“同舟共濟”，無論這是權宜之計、迫不得已的姿態，還是有什么長遠的考慮，美國人對中國人說出這句中國話，起碼反映了其外交政策的靈活性，其看待中國的角度也跟著現實在變。我們不用猜測中美在危機時刻的“同舟共濟”，究竟會把雙邊關系帶到何方，因為只要這種合作對雙方都有利，未來的雙邊關系就讓未來的現實去塑造。

　　日本對中國的外交政策，至今依然以美國的政策為基準。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十年里，日本只需與美國保持戰略一致，就能實現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但現在，當美國把自己的前途和中國連在一起的時候，日本又將如何看待中國？

　　或者也可以反過來看，當中國和遙遠的美國攜手并進的時候，它又將如何看待近在咫尺的日本？(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