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4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4日發表邱震海的文章說，經過幾年的努力，中日之間的溝通機制都已有所確立，但其中有些還相當薄弱或脆弱。中日關系正在經歷兩國歷史上第一次極其漫長而艱難的民族心理和國家定位調適過程。在這一極其漫長的過程中，中日兩國要做的，就是盡力避免激化矛盾，維持比較平穩的雙邊關系態勢。在釣魚島問題上，中日溝通機制迫在眉睫。

　　文章摘錄如下：

　　最近，圍繞著釣魚島主權，中日兩國又發生風波：首先是日本首相麻生表示，釣魚島為日本“主權”所有，因此日美安保將可以涵蓋釣魚島主權；之前，日本在釣魚島海域派遣了可以搭載直升機的海上保安廳巡視船。

　　據日本媒體報道，這一舉動針對的是去年12月中國幾艘海洋調查船進入釣魚島海域。海上保安廳是日本海上警察，雖不屬于軍隊范圍，但至少是警察部隊，因此海上保安廳出面意味著釣魚島海域基本上已由日本警力控制，中國方面任何形式的保釣行動均不可能接近釣魚島。

　　與此同時，中國軍方副總參謀長葛振峰上將2月16日到20日對日本進行了訪問；隨后，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訪問北京，雙方均低調處理釣魚島問題。但這一事件再次使人產生思考：中日在雙邊關系調適過程中，究竟如何對待敏感問題？能否就敏感問題達成基本共識，并共同遵守這些共識？一旦一方違反共識或基本準則，另一方應如何對待和處理？

　　當然，在中日防務問題上，釣魚島問題只是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其他常規的問題包括：日本對中國連續20年保持2位數增長率的軍費開支所謂“不夠透明”的抱怨、中國對于日本自衛隊走向正常武裝力量的憂慮等。但由于釣魚島問題涉及雙方核心國家利益，而且又摻雜著種種復雜的情緒，因此一旦處理不好，極容易糾集雙方情緒并擦搶走火。

　　極易被賦予戰略色彩

　　前幾年中日關系陷入低潮時，筆者曾建議中日建立一整套機制，保證中日關系的磨合和過渡。這些機制包括：一、糾紛談判機制；二、政府間的信息溝通或危機處理機制；三、大規模民間交流機制；四、軍方交流機制。經過幾年的努力，所有這些機制都已有所確立，但必須承認，其中有些還相當薄弱或脆弱，其原因主要是雙方的互信尚未完全確立或完善，其中軍事互信機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中日關系正在經歷兩國歷史上第一次極其漫長而艱難的民族心理和國家定位調適過程。這一過程不但漫長，而且還將通過一系列涉及雙方國民感情和國家利益的議題體現出來，乃至被激化；在這一極其漫長的過程中，中日兩國要做的，就是盡力避免激化矛盾，維持比較平穩的雙邊關系態勢，讓中日有足夠時間進行民族心理和國家定位調適。

　　從現階段和未來中日關系發展的本質而言，歷史問題雖然可能繼續困擾雙方，但不再是中日關系的主要障礙，同時東海能源和釣魚島將上升為主要障礙，原因很簡單：這兩個問題均涉及中日兩國的現實和未來利益，因此很容易折射極其錯綜復雜和混沌的民間心態，而且極容易被激化和戰略沖突化。

　　所謂戰略沖突化有兩層意思，一是指本來屬于雙邊關系的矛盾，被無端拉上第三者，以試圖取得戰略平衡；二是本來可以心平氣和解決的問題，卻被賦予了情緒乃至暴力和武力的色彩。

　　須摒棄武力思維

　　而恰恰最近在釣魚島問題上，中日之間出現上述試圖以情緒乃至武力尋求解決方案的跡象，需要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中方希望釣魚島問題“擱置爭議”；而在日方看來，中日之間不存在領土爭議，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在這一思維主導下，日本就自認為無須顧及來自中方的任何領土要求，而當中方屢番實施保釣行動后，日本出動警力護衛在其自身看來似乎“順理成章”。

　　日本方面的認知是一種偏頗乃至十分危險的思維。且不論釣魚島問題的歷史淵源，也不論過去中日曾經為此發生過多少爭執，僅就中日關系現狀而言，既然中日關系正在經歷一個艱難而漫長的調適期，而且其中伴隨有眾多極其敏感而復雜的議題，雙方就都有責任以誠意和建設性的態度正視現實，面對未來，使各種敏感議題穩定化，盡力避免以任何形式的手法使矛盾激化。

　　因此，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達成“摒棄武力”的共識，是當務之急。如上所述，中日雙方迄今已經建立了一套溝通機制，但明顯缺乏的是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溝通機制。前些年的僵局至少使雙方都認識到，對抗、情緒和暴力無助于中日關系的改善。雙方須和平、理性，避免無限上綱，激化矛盾，誘發對對方的整體敵意，尤其須摒棄任何形式的暴力、武力行為；避免將釣魚島問題戰略思維化，亦即利用這一問題尋求戰略對抗和借助第三者的戰略平衡；雙方就釣魚島問題建立信息溝通和危機處理機制，及時化解各種可能激化的因素。

　　當然，這些思維能否成為共識，需要一段時間的磨合，但現在是考慮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