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周作人傳》

　　作者：止庵 著

　　出版：山東畫報出版社

　　有關(guān)周作人的傳記著作，坊間已有數(shù)部行之于世。而止庵先生的這部新著，據(jù)他本人坦陳，其“側(cè)重點與一般生平傳記亦有不同”，因為在他看來，“對于周作人這樣一位思想者和著作者來說，思想的發(fā)展脈略和表述過程遠(yuǎn)比其一生經(jīng)歷更其重要”。

　　所以他的這部傳記更加注重周氏思想的演進(jìn)過程——而對于周作人的生平經(jīng)歷，一方面其生平材料仍然非常匱乏，另一方面止庵先生一再強(qiáng)調(diào)“不能將‘傳記’與‘傳記小說’混為一談”，傳記小說固然允許“合理想象”或“合理虛構(gòu)”，寫傳記卻如寫歷史，重事實、講出處的底線是決不可輕易移易的。

　　在此前提下，止庵先生“只打算陳述事實經(jīng)過，無論涉及傳主的思想，還是生平，容有空白，卻無造作。”止庵先生的新著名為《周作人傳》，其實質(zhì)已與周氏個人的思想史無異。

　　在我眼中，由止庵先生為周作人作傳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不僅是因為他曾經(jīng)親手校訂整理、并編輯出版了大量周氏著作，對周氏不同時期的各類作品熟稔于心，更重要的是，他同時也是目前國內(nèi)周氏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

　　作為周氏著作的整理者與出版者，止庵先生的成績斐然已無須我在這里饒舌；作為周氏思想研究的集大成者，止庵先生的這部傳記不僅是對周氏思想的一次溯本求源、系統(tǒng)清理，同時也不啻于是對周氏思想的一次重新闡釋與發(fā)現(xiàn)。

　　我們一般讀者閱讀周作人的著作，最大的誤區(qū)就是將周氏定位為一位閑適的小品文作家，止庵先生為周氏作傳，首先即還原了周氏的思想者的本來面目。止庵先生眼中的周作人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一位人道主義者和一位文化批判者——身為自由主義者的周作人一直將“君師的統(tǒng)一思想，定于一尊”、以及“民眾的統(tǒng)一思想，定于一尊”視作專制的兩面，且始終對某種“善意”的秩序保持著高度的警惕。

　　身為人道主義者的周作人一直提倡“兒童本位”與“婦女本位”，他心目中的“人”字顯然是大寫的，這既是他對人的態(tài)度，也是周氏人本思想的核心內(nèi)容；身為文化批判者的周作人則“始終針對中國的‘種業(yè)’亦即遺傳因素的國民性加以批判”，其文化批判的意義即在于對宗法禮教桎梏的撥亂反正，目的無非是讓人更加自由、更加自主地生活，以重塑一種新的生命價值觀念。

　　中年以后的周作人曾屢次將自己自嘲為“文抄公”，而在《周作人傳》中，止庵先生顯然同樣充當(dāng)了一回“文抄公”。翻檢這部傳記，且不說對傳主生平的敘述性文字為數(shù)不多，即作者本人的評介性文字也極為有限，書中大部分篇幅或直接引自傳主的文章、書信與日記，或間接引自一些其它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所以與其說止庵先生的這部新著是一部傳記，倒不如說它更像是一部閱讀筆記。

　　作者一方面在裁剪安排上別出心裁，從傳主的著作中檢出其生平軌跡；另一方面以傳主本人的文字為線索，慧眼拈出其思想的重點進(jìn)行彰顯，作者自己則惜墨如金，只是偶爾以會心體貼的言語略加導(dǎo)引。周氏嘗謂：“不佞抄書并不比自己作文為不苦，然其甘苦則又非他人所能知耳。”止庵先生雖然很少說話，卻同樣深得周氏思想之要義。

　　止庵先生一向推許周作人“讀書錄”之類的文字，稱其是周氏思想的一種獨特的表達(dá)方式，乃至把周氏的“文抄公”之作《夜讀抄》視作其平生寫作的最高境界。止庵先生本人的《周作人傳》毋寧說也同樣是一部“文抄公”之作，他的文字穿插在周作人的作品之間，既前后印證，亦相互啟發(fā)，使我們對周氏思想的形成、發(fā)展和內(nèi)涵有了一個比較完整、清晰的概念。

　　(摘自香港《文匯報》 作者：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