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文件被命名為《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議》即《五條協定草案》，其主要精神是：結束一黨專政，改組國民政府為包含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共和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所有抗日軍隊應平等地分配同盟國的援助物資等。

　　會談結束后，赫爾利將要飛回重慶。毛澤東對赫爾利說：“我們決定派周恩來和你同去。因為估計對于許多細節，蔣先生會有意見。周恩來在那里，可以和赫爾利將軍一道幫助談判。”

　　赫爾利也說：“毛主席，你當然理解，雖然我認為這些條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證委員長會接受它�！焙諣柪�還建議毛澤東給羅斯福寫一封信。當天，毛澤東便將寫給羅斯福的信交由赫爾利轉達，信中說：“我很榮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爾利將軍。在三天之內，我們融洽地商討一切有關團結全中國人民和一切軍事力量擊敗日本與重建中國的大計。為此，我提出了一個協定�！�…這一協定的精神和方向，是中共和中國人民八年來在抗日統一戰線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現托赫爾利將軍以我黨我軍及中國人民的名義將此協定轉達于你。”

　　扶助蔣介石壓制共產黨

　　蔣介石果然不接受《五條協定草案》，他告訴已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赫爾利，他將擬定一個新的草案，請他說服共產黨接受。第二天，宋子文便送來新的草案，即三條反建議，其要點是：“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組，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二、中共應將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

　　看著這三條反建議，赫爾利很為難，因為，這與他和毛澤東簽署的《五條協定草案》差距太大，毫無疑問，共產黨是難以接受的。1944年11月21日，他把“三條反建議”交與周恩來，立即遭到周恩來的質疑：“蔣介石對聯合政府態度如何？”

　　赫爾利回答：“蔣允許中共參加政府，只是不愿寫在建議上。”這里所說的參加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只是掛名，毫無實權，說明國民黨無改變一黨專政的誠意。周恩來當即指出并問道：“中國的團結是否以聯合政府為前提？聯合政府是否是合理、民主的？中共參加政府是否只能當觀察者，而沒有實權？”

　　赫爾利心知理虧，只得以“我只是見證人，而不是當事人”相回避，躲躲閃閃地回答：“聯合政府當然是民主的，但是，《五條協定草案》也不是沒有可改動之處。中共進入政府是等于無實權，但是，也事在人為，譬如我們議會的議員，有的還能夠控制議會�！�

　　當天，周恩來正式通知赫爾利，他將立刻返回延安。赫爾利慌了，極力挽留周恩來，他說：“聯合政府目前尚不可能。參加政府，參加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則已答應。我希望你們參加進來，然后一步一步改組�！辈⑶以S諾：“只要參加政府，就可獲得承認，就可獲得美國軍官幫助訓練和作戰，就可獲得物資的供應。你們拿到這些東西，就可以強大起來。為什么一定要改組政府呢？”

　　周恩來坦誠相告：“聯合政府本為毛澤東在延安向赫爾利將軍提出的，赫爾利將軍亦認為合理。至于參加政府及軍事委員會之舉，即或做到，也不過是做客，毫無實權，無濟于事。”赫爾利滿以為憑著三寸不爛之舌，再曉以小利，便可以將對方說得心動，沒想到卻在周恩來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赫爾利知道，中共的軍隊不可能隸屬于國民政府并接受蔣介石的統率，于是，他想出一個“曲線統一”法，向周恩來提出了兩條補充意見：一、由美國、國民黨、中共各派一人組織軍隊整編委員會；二、由美國派一將官任敵后中共軍隊的總司令，國民黨、中共各派一人為副總司令。赫爾利可謂是機關算盡，想以“仲裁國”的身份，幫助蔣介石實現其不費一槍一彈，便可全部收編中共武裝的愿望。這種嚴重侵犯主權的企圖，當即受到周恩來的嚴辭拒絕。

　　赫爾利“曲線統一”不成，干脆赤膊上陣，公然阻止給八路軍的正常援助。1945年1月23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向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申請美元貸款，以用作對日作戰經費。赫爾利知道后，立即給美國國務卿發電報說：“批準朱德將軍獲得租借物資和財政援助的要求，都將破壞美國的既定政策。這個政策是防止國民政府崩潰，支持蔣介石為政府委員長和軍隊統帥�！�

　　赫爾利在回國述職時，向羅斯福轉達了蔣介石捎來的兩條信息：一、國民黨不論中共同意與否，將召開國民大會；二、蘇聯現在不會承認中共或接濟中共，請羅斯福放心支持國民政府。

　　4月25 日，聯合國將召開成立大會。消息傳來，周恩來立即給赫爾利致電說：國民黨政府是獨裁統治，不能代表解放區九千萬人民，因此，中共代表和民主同盟的代表應占2/3，此意見請轉達美國總統�？墒�，赫爾利一再拒絕，后經不斷努力，只允許中共派董必武一人為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的代表。

　　抗戰勝利后，赫爾利又向蔣介石建言，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這樣便可陷毛澤東于兩難境地。如果毛拒絕來重慶，那么，將向國人昭示其無和平的誠意；倘若其真的赴重慶談判，那么，則以時間爭取空間，拖上一段時間，趁此將國民黨軍派往華北、華中等地部署，到那時，談成也罷，談不成也罷，毛澤東和中共便成為籠中之虎，唯有束手就擒。

　　令赫爾利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以“大仁、大智、大勇的信念”，慨然應邀前去和談。他不僅多次與蔣介石會談，并且廣泛接觸各黨派、各階層人士，盡顯中共真心熱愛和平的坦蕩胸懷，更糾正了國民黨妖魔化毛澤東、中共的政治偏見，毛澤東詩人政治家、政治家詩人的形象，深受國統區民眾的認知和喜愛。相反，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暴露無遺。赫爾利于無意中竟給毛澤東、中共作了一次大張旗鼓的宣傳，卻給蔣介石幫了倒忙。

　　毛澤東發誓趕走赫爾利

　　1944年七八月間，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指示，中緬印戰區向延安派駐美軍觀察組，組長為戴維•包瑞德上校。他們依據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是不可低估的戰斗力量，應該向他們提供武器，應該與他們聯合對日作戰。他們稱贊中共領導人，“有著偉大的作為領導者的能力和品質”，中共領導的根據地“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所以，美國政府“不能無限期地擔保一個政治上破產的政權”，而應推動國共兩黨向著聯合政府的方向發展。

　　赫爾利是個胸襟狹小的人，一直將包瑞德等人視為史迪威的人，必欲掃地出門而后快。在使館的訓話會上，他嚴厲警告說，凡是沒有得到蔣介石的明確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幫助重慶政府以外的個人或團體。他認為美國國內的批評輿論，都是由于包瑞德透露信息。所以，他總是想方設法地尋機報復，先是給包瑞德的晉升設置障礙，使包瑞德失去唯一的一次晉升將軍的機會，然后，再無端地撤了包瑞德的職，隨之便將他調離中國。

　　赫爾利回國述職的時候，美國駐華使館的文武官員聚集一處，暢所欲言，檢討赫爾利的對華政策，認為事情的發展極為嚴峻，應該給國務院寫一封急信。這封信由駐華武官、美軍觀察組成員謝偉思起草。這封信大膽地批評說，由于赫爾利的錯誤，致使蔣介石“不愿做任何妥協”，而中共又以為我們“支持蔣介石”，于是，中國便不可避免地隱伏著深刻的內戰危機。他們建議：總統應該向蔣介石明確表示，對中共和其他抗日力量“提供補給并與之合作”，完全是“軍事上的需要”。

　　羅斯福總統逝世后，赫爾利更公開聲言，將全力支持蔣介石，而不支持“武裝的政黨和軍閥”，中共已被列入他的黑名單。他還無所顧忌地追究使館內的“不同意見者”。謝偉思便深受其害，被強加“偷竊文件”的間諜罪與其他6人一起被逮捕。 拔掉了眼中釘，赫爾利稱心如意，蔣介石也興高采烈，他在日記中寫道：“此6人逮捕以后，美國對華政策乃可漸次明朗。”

　　1945年4月5日，《新華日報》針對赫爾利在美國言論，發表時評《我們的堅定而明確的態度——評赫爾利將軍談話》，文章指，赫爾利的談話“有助于中國分裂與內戰的危險，有拖延抗戰勝利的危險”。時值中共七大閉幕，毛澤東在會上批評說：“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共合作，既然如此，為什么還要到我們解放區去亂跑呢？”7月10日和12日，毛澤東連續為新華社撰寫兩篇評論，嚴厲批評赫爾利扶蔣反共的卑劣行徑。毛澤東說：“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發表聲明，除了抹殺中共的地位、誣蔑中共的活動、宣稱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國主義濫調外，還極力替蔣介石的‘國民大會’等項臭物捧場。如此，美國的赫爾利、中國的蔣介石，在以中國人民為犧牲品的共同目標下，一唱一和，達到了熱鬧的頂點�！泵珴蓶|還說：“這個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的危險性，就在于它助長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增大了中國內戰的危機�！�

　　不久，毛澤東在延安接見美國民主同盟兩位代表時，對赫爾利的批評已帶有明顯的義憤色彩，他說：“我這幾條爛槍，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國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爾利趕走了再說！”同時，中共公開表示，堅決反對赫爾利再任駐華大使。美國國內對赫爾利的非議也越來越多，輿論指責他“顛倒了”羅斯福的對華政策。赫爾利已是聲名狼藉，美國當局不得不糾正他所造成的偏差，改公開扶蔣反共為扶蔣容共，企圖通過所謂“調處”國共關系，不戰而控制中國。1945年11月26日，赫爾利很不情愿地向杜魯門總統遞交了辭職信。自此，便再也無顏踏上中國的土地。

　　(摘自美國《僑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