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威爾到張愛玲，當更多的原始資料現身，我們才能破除偶像不可侵犯的心結，作出更深度的解釋。張愛玲除文學及她的傳奇外，其實還有許多其它謎團待解，《小團圓》是解讀張愛玲新開始的第一聲。

　　今年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名著《一九八四》出版六十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該書出版，這本作品在美國上市后立即成了“讀書俱樂部”選書，立即加印五十四萬冊。后來真的一九八四年到來，該書再現高潮，企鵝平裝本當年即售出七十五萬冊。累計至今，《一九八四》加上《動物農莊》合計已有六十多種語言的譯本，銷售超過五千萬冊，這個紀錄在二十世紀作家里無人可比。

　　《一九八四》由于名聲顯赫，它已成了一種壓力，沒看過也必須說看過。最近英國《每日電郵報》調查，沒看過而謊稱看過的，該書在英國居于首位，比例高達百分之四十二。由此可見一部作品當它變成某種時代的象征，沒看過就等于沒水平，于是遂使人硬著頭皮說謊。

　　《一九八四》是冷戰初期的代表作，但因它精確的描述了語言的操控，以及社會的監控，而這種現象到了今天已變本加厲，所以該書雖已六十年，今天讀來仍不會讓人覺得突兀陌生。該書出版五十周年時，美國芝加哥大學特為該書舉辦了高手云集的學術討論會，出席者即一致肯定它的時代性意義并未老去。

　　不過值得注意且讓人感興趣的，乃是在過去半世紀里，由于奧威爾的全集包括書信，以及其它友朋的回憶，以及他的傳記等相繼出版，人們對奧威爾的生平，如他早年的孤僻、性關系復雜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以及他小說因此而受到的影響，已有了更多比較深刻的理解。

　　再加上時代已久，奧威爾也從昔日的神壇走了下來，于是在該次會議上，芝加哥大學法哲學及道德哲學教授馬莎•魯絲鮑姆(Martha C.Nussbaum)遂指出，“憐憫”這個概念乃是人類的核心價值，但在《一九八四》里，它最深層的部分卻是“憐憫的死亡”。

　　魯絲鮑姆教授指出：在《一九八四》的最后，溫斯頓逃避進了徹底自私、徹底反悲劇的自戀主義中，這不是一種突然的轉折，而是深植在他人格傾向里的一種結果。如果他有好的家庭及社會條件支持，當可免于這樣的結果，像他這樣脆弱的蘆葦，又怎么可能寄予人性的期望，而奧威爾在寫的時候有意識到這一點嗎？我極懷疑。因為在溫斯頓身上，有太多奧威爾自己的縮影。

　　恨厭人類的情緒

　　魯絲鮑姆由奧威爾生平、人格趨向，聯系到作品，提出了一個更具有價值意義上的問題。這不是否定奧威爾，她也否定不了奧威爾，只是將奧威爾做了更大延伸，而甫逝世的扎伊爾德(Edward Said)則說得更尖銳了：奧威爾是個很有天分的觀察者，但他同時也是個與自己的觀察對象保持疏離的人。

　　他晚期得了多疑癥，對周遭的人產生一種恨(厭)人類的情緒。他的作品包含著一種極端不對等的組合，一方面是對不義的強烈仇視，一方面則是對人的憎惡。他有一種孤立的心態，恨人類。在《一九八四》里，每一個角色都是主角潛在的敵人。他的遠景是荒涼和狹窄的。

　　我在此不嫌啰嗦的說到奧威爾，其實是要指出一個觀點，當一個作家竄起并得到人們支持，他必然有相當一段時間會被支持者貼上“不可侵犯”的標簽。在這情勢下，對他的解釋會被局限化，只有時間久了，更多可參考的訊息與數據多了，更多不同但其實有參照意義的觀點才會出現。這不是打倒偶像，而是從另一個角度豐富了偶像。當一個優秀的作家形成并取得了偶像的地位，他就不是容易被抹掉的。

　　以奧威爾作為例子，其實是希望借此來談近代所謂的“張愛玲現象”。近代作家里，張愛玲一方面有著超前于時代的表達能力和文字運用技巧，另一方面無論家系、家庭、經歷、感情，以及人生的終局，她也最富有傳奇所需要的各種元素。

　　由于有了“張愛玲現象”，自然也就有所謂的“張迷”。圍繞著張愛玲，人們樂于去故紙堆中搜索漏網作品，會做家系親友的考據；曾有交往者則樂于做出軼事式的補注。所有的這些都是堆砌出神話的一磚一瓦，但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可以有他們認為侵犯到張愛玲的非正統解讀。

　　難忘唐文標的貢獻

　　我非常尊敬、屬于亦師亦友交情的已故數學教授唐文標，即是個對張愛玲做出非正統解讀的特立之士。唐教授是香港人，除了數學專業外，他也是個以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為精神導師的文化人。他是早期的狂熱“張迷”，曾發動他散處全球各地的朋友，去各圖書館甚至古舊書店尋找各種故紙殘篇。

　　但他雖是狂熱的“張迷”，卻對張愛玲所描述的那個世界不能接受，為此他早些年寫了很多這方面的解讀文章并多有輯結成書。但也因此，他遂成了某種意義下的公敵。

　　在許多張迷的著作里都可讀到視他為公敵的訊息。這是一種時代造成的不美麗的錯誤，這種“張迷”和另一種“張迷”，雖都是“張迷”，卻成了寇讎！

　　而今時間已久，許多張愛玲時代的人物都已作古，而許多張愛玲的遺稿和遺留資料也將陸續出版，而《小團圓》則是新開始的第一聲。

　　我認為，一個新“張愛玲熱”階段已將因此而開始：有考據和注釋癖的人，不難從《小團圓》里去找到家族和親友關系里比較細微的部分，這雖小道，但其實充滿了沉溺于瑣碎中的樂趣；或者從《小團圓》及往后出土的數據里，找到她文學撰述的許多線索，可以在文本解釋上趨于豐富。

　　對“張愛玲傳奇”里最核心的“張胡戀”有八卦癖的人，相信一定可以從《小團圓》及往后陸續出土的資料里，得到許多信息，讓這段被簡單視為“冤孽”的情感故事，更增加有實感的細節。

　　而我真正期待的，乃是隨著時間的拉長，更多書信及其它數據的出現，一個更實在的張愛玲影像就會出現。她的心理、人格這些更重要的題目才會更有基礎。話又說回奧威爾，由于奧威爾的傳記，我們才可有更多數據去對他的作品做出更深也更有啟蒙性的解釋。這不是偷窺，不是八卦，而是透過對一個作家的深入理解來對人做出理解。

　　但最重要的，或許是隨著時間的過去，人們以前為了保護張愛玲而劃下的安全界線，已到了不再有必要的時候了。張愛玲不是文學之神，也沒有必要成為文學之神。

　　除了文學及她的傳奇外，她其實還有許多其它的謎團待解：例如她對世間的那種態度，距虛無主義究竟有多遠？她見多了世家的沒落和無望，她對人距離“厭人類”(misanthropy)到底又有多遠？以前人們都只用非常東方式的“蒼涼”來做概括式的描述，顯然這兩個字已不夠用了。這也顯示對張愛玲的研究，顯然已須進入更開闊但也更深入的階段。套句“張話”，研究她越多，這非但對她不會有任何侵犯，反而會有“因為懂得，所以慈悲”的收獲吧！

　　《小團圓》出版是個開始，我不知道將來陸續還有什么會從藏寶庫里現身。譬如，人們皆知張愛玲的丈夫賴雅是美國大詩人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好友，據說賴雅有許多和史蒂文斯來往的書信，設若這些書信能夠出現，它將是美國文壇的大事。

　　除此以外，張愛玲還寄放宋家多少重要原材料，也被人盼望。近代作家研究，在西方由于原材料較多，也較不隱晦，研究起來自然開展較大。中國作家則因比較隱晦，難度也較大。相對而言，張愛玲極有可能是材料最多的一人，并讓作家研究能更加精進。這乃是我對宋以朗先生的盼望！

　　(摘編自香港《亞洲周刊》2009年第12期 作者：南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