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十九歲的張愛玲拖著行李箱漂洋過海來到香港，在香港大學求學期間，香港淪陷。對這段日子的記述，成了她自傳體小說《小團圓》的開端。循著當年那個高挑傲氣的女孩的足跡，“張迷”們走進港大校園，參加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二日題為“停不了的張力”的《小團圓》研討會。歷史與空間交錯的魅力，就在這一刻令人著迷。

　　本次研討會是《小團圓》出版后的首次專題研討。由亞洲周刊與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聯合主辦，講者分別來自兩岸三地：亞洲周刊主筆、文化評論家南方朔，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臺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歐梵，以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子善，由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主持。

　　論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張迷”。港大三百多人的講堂滿座，文化人的身影點綴其間：香港文學專家小思、香港話劇團前任創意總監、話劇《傾城之戀》導演毛俊輝、著名編劇何冀平、哲學家陳鼓應等。

　　主持邱立本在開場白中說，張愛玲與香港有特別的緣分，而七十年代臺灣的“張愛玲熱”，則是由一位“香港仔”唐文標所掀起。他是培正中學畢業，留美數學博士，后去臺灣大學任客座教授。他發動親友在全球搜集張愛玲的舊作及資料出版，并發表重要評論，影響深遠。

　　研究張愛玲二十年，中國“張學”權威陳子善首先發言。他并不認同把《小團圓》看成完全是張的“自白”，他認為，更準確定位應該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影射小說”。

　　對于陳子善來說，看《小團圓》有一個心理障礙，張愛玲寫到的原型，他幾乎都見過，比如張愛玲的姑姑、弟弟，他都有過或深或淺的接觸。再看小說，就讓他陷入一個兩難境地：是相信小說好，還是相信日常體驗？他承認，有索隱派已將《小團圓》中的人物與現實對號入座，發現竟然絲絲入扣，過癮得很，比如邵之雍是胡蘭成，比比是炎櫻，瑞秋是張的母親，九林是張的弟弟，文姬是蘇青，茍樺是柯靈，燕山是桑弧等等，但是，憑借多年對張愛玲家族身世的研究，陳子善仍然一再強調，“不要中了張愛玲的圈套”。

　　他舉例自己所了解的關于張愛玲姑姑的一件往事，與《小團圓》中所述確又偏頗，“小說是虛構的，這是前提，對號入座是非常危險的。張愛玲可以在一部小說里將生平往事信手拈來，隨意地加上藝術加工，不落痕跡，而如果我們就真的以為這是紀實的，可能會中了張愛玲的圈套”。

　　陳子善提到張愛玲少年時閱讀《孽海花》的一段經歷，“她還在上海瑪利亞中學讀書時，弟弟介紹小說《孽海花》給她讀，說‘我們的爺爺在里面’。小說里的莊侖樵，正是在寫她爺爺張佩綸。”陳子善認為，《孽海花》中的影射手法給少女張愛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如當時魯迅對《孽海花》的評價：“描寫未能盡實”、“形容時復過度”，全文無一不影射。從這個角度來看，“《小團圓》非常復雜，從不同角度都能自圓其說，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影射小說”。

　　陳子善認為，把張愛玲在《對照記》中對《孽海花》的評價略略改幾個字，其實，恰好就是對《小團圓》一個最好的評價：“未必都可靠，除了小說必有的渲染”。

　　張愛玲在《半生緣》里有句很著名的話：“我們回不去了”。陳子善認為自己研究張愛玲也是這樣，“我停不了了”。自從一九八七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在舊報刊上看到張愛玲不為人知的小說《小艾》，他便產生了發掘張愛玲散佚作品的想法。多年一發不可收拾，陸續發掘了許多張愛玲湮沒在故紙堆中的文字，包括中學時代的作文、小說以及英文散文，對有關張愛玲一切了如指掌，甚至被評論戲稱作張愛玲文脈上的“未亡人”。

　　臺灣文化評論家南方朔幾乎是以一個張愛玲忠誠“粉絲”的面貌登場，話題一開始，便回憶起自己青年時代“迷戀”張愛玲的日子：“我是一九六零年代開始讀張愛玲，那是臺灣的苦悶年代，特別喜歡不容易看到的東西，記得臺大圖書館有本《未央歌》，要排隊借來看，排隊要排一個學期。張愛玲也是一樣。不過張愛玲在那個年代，有崇拜者，沒有霸權性。”所謂沒有霸權性，是說張愛玲還沒有如今這樣登堂入室的地位，“那時候有學問的人都說自己讀《尤利西斯》，但都偷偷看張愛玲，風花雪月、男男女女，偷偷摸摸讀，偷偷摸摸喜歡”。

　　南方朔說：“張愛玲家自己出過一整套私房書，我為了喜歡張愛玲，請朋友從有收藏的芝加哥大學印了一整套回來，花了好多好多錢。我為了了解張愛玲的家世，花大錢讀了很多清朝的筆記小說。知道么？我們是這樣崇拜一個人的。”頭發斑白的南方朔在臺上說起這些，透過厚厚眼鏡片的眼睛都在放光，興奮得彷佛回到少年時代。

　　正是南方朔最早把《小團圓》定義為一本中文世界少見的“自白”型小說，張愛玲當時急于與胡蘭成口中的張愛玲傳記撇清關系，寫作的危機感很重，所以寫得很快、很趕，“越到后面越直接，甚至都顧不得掩飾了，干脆就是在寫自己”。他認為，這樣的小說出來之后，研究張愛玲一定要往前大走一步，“從《小團圓》你可以看到，張愛玲作為一個作家真是有深度開發的潛力。一個作家的心靈有那么多原材料，一定會有個歷史地位”。

　　和所有張迷一樣，南方朔也毫不否認自己“恨胡”。“喜歡張愛玲，就討厭胡蘭成，人都是這樣的嘛。”他覺得所謂“胡腔”，是一種萬事萬物皆“安穩”，歲月無論如何都“靜好”的風格，極美，卻極空洞；極空洞，又極美，是為“妖”。

　　而對張愛玲，“張迷”南方朔就沒有那么苛刻了。無論《小團圓》中展示祖師奶奶多少陰暗性格，無論今后還將出土的英文自傳小說還將挖掘出多少，南方朔都認為沒有關系，還催促張愛玲遺產繼承人宋以朗盡早統統公布：“你看到越多，她不堪的地方就會越多，但你就會不愛她了嗎？當然不會啊。”

　　“為什么呢？張愛玲不是有句話么：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可惜的是，這慈悲全沒有分給胡蘭成一丁半點啊。南方朔也提到已去世的香港“大俠”學者唐文標對張學的貢獻，而他也被張本人及張迷所討伐。但其實他很迷張，但卻批判張愛玲筆下的世界，這點應分開，不該一刀切。

　　相較于陳子善熟識《小團圓》里影射的眾多人物，對許多張迷來說，李歐梵則有“吃了雞蛋，還見到下蛋母雞”的幸運。他是見過張愛玲本人的少數學者，盡管會面才匆匆的兩個小時。在研討會現場，著名編劇何冀平好奇地追問這次會面的情形。李歐梵描述，那次與張愛玲的會面，其實只是去接張到一個會議現場，短短十幾分鐘的路程卻走了將近一個小時。李憶述，張愛玲是個極其敏感、極其認真的觀察者，她會在路邊突然停下看景，連一片樹葉，她都有藏不住的好奇和驚異。這次會面后，雖然有段時間住得很近，他也不敢前去造訪打擾。

　　李歐梵說自己對張愛玲的興趣，與香港有關，那年他正寫一部以《傾城之戀》范柳原為主角的小說，到香港踩點。當時被要求在香港文化界的游行橫幅上簽名，他立馬寫上“張愛玲到此一游”，有種被張愛玲“附體”的癡迷。令他感慨的是，幾十年來，香港對張幾乎是不聞不問的，而當電影《色，戒》二零零七年轟動影壇，連一直不重視張愛玲這個學生的港大，也開始聲稱要“擁有”張愛玲了。可是，當張愛玲變成“神話”流行之后，他卻產生了另一種困惑，一些張迷變成黑白兩分、不容任何批評的擁張派、“武斷的張迷”，這不利于對作家及其作品的開放式研究。

　　李歐梵認為，張愛玲文學獨特的部分是她的敘事方式，她的文字始終傳遞一種“世故的聲音”，以冷眼旁觀，做悲憫的審視，用小說把自己和現實拉開距離。他認為，《小團圓》是張愛玲寫作的極限，所謂極限，某種程度上也是limit，就是小說的技巧到此打住了，沒有再能超越此前的自己。《小團圓》呈現出一種極為獨特的“自閉式的自省風格”，但也因此，作者和現實間的距離不夠，影響了這部小說的藝術成就。

　　張愛玲另外兩部尚未面世的英文小說，也是寫過去同一時段的故事。李歐梵看過其中的一部《The book of change》，覺得文字雖然沒有《小團圓》那么嫻熟，但張愛玲也因此稱得上是中國作家中少見的才華橫溢的雙語作家，她的總共七八十萬字的自傳性文字，不厭其煩，細致而瑣碎地展現那個已經消失的世界，一個充滿異國情調的舊上海。隨著更多原始材料的公布和全部作品的出土，李歐梵認為，張學方興未艾，才剛剛起步。他說：“張愛玲的偉大，不在過去，而在將來。”

　　在觀眾提問時，一位在港讀書的中國八零后女生為胡蘭成鳴不平，提出反問：胡蘭成的出現對張愛玲的文學難道真沒有有益的影響？她從中學時開始讀張愛玲作品，是中國新成長起來的很典型的一批年輕人，他們生活無憂、熱愛小情小調，有更多的閱讀自由，但不屑于成規俗見。她最喜歡張愛玲的散文《愛》，開頭四個字“這是真的”，末尾寫到“于千萬人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于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里，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唯有輕輕的問一聲：哦，你也在這里么？”她說：“我看過太多遍，所以都可以背下來了。這故事就是胡蘭成講給她聽的。”

　　亞洲周刊總編輯邱立本指出，是否沒有胡就沒有張，沒有張就沒有胡？雖然表現形式完全不同，但張腔與胡腔似有一種內在的共鳴。而南方朔對胡的反感是站在修辭學的角度，他舉“朝不保夕中仍追求天長地久”為例，他笑說，任何一個女子聽見這樣的句子，都必然會迷醉不已，但其實這句話空洞無內容，只有漂亮修辭。

　　他覺得對胡的研究要回歸到修辭學，才能看得比較清楚。李歐梵也表示，他不喜歡胡蘭成沒有自省、自我感覺太良好的東西，“如果說張腔是現代式世故，胡腔基本是巫言”。但陳子善認為，胡蘭成對張愛玲的影響，需要梳理，不易做定論。上世紀四十年代，張胡關系不能忽視的一點是，胡寫了四篇評價張愛玲小說的文章，而胡蘭成對張總的評價是“魯迅之后，有張愛玲”，非常有先見之明。

　　緣起緣滅，緣滅緣起。即使在文學的世界里，張愛玲也逃不開胡蘭成，“萬轉千回完全毀滅了之后，也還有點什么東西在”。

　　(摘自香港《亞洲周刊》2009年第13期 作者：柴子文、張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