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30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30日刊文說，2008年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問新加坡30周年。中國和新加坡學術界圍繞中國借鑒新加坡經驗發表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種觀點頗引人注目，就是認為鄧小平當年說借鑒新加坡經驗是句客套話。如果我們認真考察鄧小平關于中國學習借鑒新加坡經驗的言行，就會得出結論：鄧小平學習新加坡經驗的論斷絕不是客套話。

　　文章摘錄如下：

　　2008年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訪問新加坡30周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決策30周年。中國和新加坡學術界圍繞中國借鑒新加坡經驗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一種觀點頗引人注目，就是認為鄧小平當年所說的向新加坡借鑒新加坡經驗是一句客套話。

　　如鳳凰衛視資訊臺總編輯兼首席評論員阮次山曾說，中國方面一直以來便心存同胞情，寬待李光耀，不但禮遇有加，而且恭維有加，常稱要學習“新加坡經驗”，李光耀也常信以為真，經常向中國官員推銷“新加坡經驗”。中國官方的客氣，寵壞了新加坡人。

　　“新加坡文獻館”網站中的文章《甭再提鄧小平借鑒新加坡經驗》更是明確指出，鄧小平的一句客套話，不應該持續地被利用來肯定新加坡模式，“鄧小平對新加坡的美言只不過是一句客套話，更沒有必要30年不變的炒作”。

　　鄧小平明確推崇新加坡經驗，的確是從1978年訪問新加坡開始的。1992年南巡時，他又說“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 。如果我們認真考察鄧小平關于中國學習借鑒新加坡經驗的言行，就會得出結論：鄧小平學習新加坡經驗的論斷絕不是客套話。

　　歷史場景的還原

　　1978年11月5日到14日，鄧小平依次訪問了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鄧小平出訪途中開幕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就印發《香港、新加坡、韓國、臺灣的經濟是怎樣迅速發展起來的？》等四份簡報。可見，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是有著明確目的的，是有備而來的。

　　11月13日上午，鄧小平參觀裕廊工業園區。之后，在新加坡住房和發展局聽取關于新加坡公共住房計劃情況的介紹時，贊揚新加坡在解決住房方面所做的努力。鄧小平登上這個局22層辦公大廈的頂層，了望周圍一幢幢新建成的公共住房。鄧小平詢問了新加坡每年住房建筑的總面積和其他有關問題。

　　與此前訪問的馬來西亞和泰國相比，鄧小平對新加坡印象最深。這也可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此時間段關于三國的報道頻次得到驗證。

　　與馬來西亞和泰國相比，不管是報道的頻次還是報道的內容，中國官方的主要媒體對新加坡的介紹最詳盡，也最全面。

　　中國新華社記者曾建徽、章蟾華采寫了鄧小平東南亞之行的特寫，其中特別提到，新加坡在城市建設、環境保護和解決公共住房等方面的經驗，都有可資借鑒之處。

　　新加坡發展旅游事業使之成為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也是引人注目的。這篇報道有關新馬泰的內容，以新加坡的篇幅最長也最詳盡。

　　可見，鄧小平學習新加坡經驗的論斷是建立在對新加坡發展成就由衷欽佩的基礎之上的。

　　并非見面時的恭維話

　　另外我們還要弄清楚，鄧小平要學習借鑒新加坡經驗的論斷，并不是當著新加坡人的面說的，而是鄧小平訪新十多年之后，在中國國內說的。

　　鄧小平訪新結束之際，當時的李光耀總理又會見了他。鄧小平感嘆道，新加坡的改變實在太大了。鄧小平表示，他一直希望在去會見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

　　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后，中國的新聞傳媒開始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其綠化、公共住房和旅游業都值得考察研究。

　　鄧小平此次訪新之后，其“新加坡情結”從未釋懷。14年后，鄧小平南巡時，又多次提到新加坡。在游覽珠海市容時，鄧小平情不自禁地感嘆道：“珠海有點像新加坡了。”

　　后來，又發表了關于學習新加坡那段著名的話：“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借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

　　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信心十足：“一些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曾經有過高速發展時期，或若干高速發展階段。日本、南北韓、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就是如此。我們在今后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出現若干個發展速度比較快、效益比較好的階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夠辦到的。我們就是要有這個雄心壯志！”

　　借鑒新加坡經驗的實踐

　　客套話說過就忘，而鄧小平卻在一直實踐著學習借鑒新加坡經驗。

　　鄧小平結束對東南亞三國訪問回到北京時，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開了四天。鄧小平認為原來準備在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他親擬三頁提綱，要求重新起草一個新文本。

　　1978年12月2日，鄧小平約胡耀邦、胡喬木、于光遠等在家中談話，談講話稿的重新起草問題。對重新寫出的稿子，鄧小平看后又談了很多意見，鄧小平特別舉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月收人1500新幣有權買房產，5房單位，70平米，花半年工資。那里的房租=工資15%(歐美日則是三分之一)。

　　2004年，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傅高義教授見到李光耀。李光耀告訴傅高義，1978年鄧小平去新加坡時，驚嘆新加坡的發展水平，新加坡的發展出乎他的意料。

　　他看到新加坡發展如此之快，意識到國內的體制需要改變。這條信息讓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程中原也感到“很新鮮”，“先前我們無法得到這些信息” 。

　　程中原后來在接受采訪時也談到，鄧小平在訪問日本和新、馬、泰諸國后對未來的設計思路變得開闊而具體了。

　　鄧小平的此次訪新，震驚于新加坡的經濟發展，龍其是裕廊工業區的發展引起了鄧小平的濃厚興趣。鄧小平希望工業園區的創始人、主管新加坡經濟的副總理吳慶瑞訪華，給中國經濟發展方向提出建議。

　　吳慶瑞辭去副總理之職后，中國國務院正式聘請他擔任中國沿海開發區經濟顧問兼旅游業顧問(1985年至1990年)，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篇貢獻了自己的力量。

　　利用外資與發展旅游業

　　李光耀曾說，鄧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系列行動都可在這次出訪中尋出源頭。

　　在新加坡，鄧小平了解到，外商在新加坡設廠使新加坡得到三大好處。他十分贊賞新加坡引進外資的成功經驗， 決心把新加坡利用外資的這個“經”取走。

　　他說：“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我們要下這么個決心，權衡利弊、算清賬，略微吃點虧也干。”

　　一個月之后，“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被正式寫進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利用外資的政策得以確立。

　　鄧小平參觀裕廊工業區時，就詳細了解了這一新興工業中心的建設情況。中國也受此啟發，在廣東沿海地區建立了“特區”，邀請吳慶瑞做中國的經濟顧問的目的，也“主要是為了要他對華南沿岸幾個經濟特區的發展問題，提供意見”。

　　鄧小平訪新之前，就通過其他渠道了解到新加坡的旅游業的發達，表示要在旅游業方面趕超新加坡。

　　1978年1月，鄧小平出訪緬甸途中，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的程瑞聲告訴鄧小平，他曾經陪李光耀訪問中國，在桂林游覽的時候，李光耀對他講，中國那么漂亮，如果把旅游好好弄一弄，一年至少可以創收外匯20億美元。鄧小平聽后說：“好好地搞他幾年，肯定能達到，還可以超過！”

　　1978年，鄧小平結束對東南亞三國訪問回到北京時，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開了四天。鄧小平認為原來準備在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他親擬三頁提綱，要求重新起草一個新文本。

　　后來，鄧小平在談到經濟建設方針時說，旅游事業大有文章可做，要突出地搞，加快地搞。又提出，發展旅游必須考慮城市建設的配套工作。新加坡的城市建設值得我們參考。公路搞立體交叉，可以搞兩層、三層的。

　　新加坡的發展是有目共睹的，鄧小平發出學習借鑒新加坡經驗的論斷也是發自內心的。當然，中國在學習借鑒新加坡經驗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偏差或問題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人視域中的新加坡經驗，其具體內涵也是可以討論的。然而，如果以此來斷言鄧小平學習新加坡經驗的論斷是一句客套話，則是草率的。

　　從1978年到1992年，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務實的鄧小平絕對不可能將當初的一句客套話銘刻于心并付諸實踐。(孫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