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日電 香港《大公報》1日刊出署名文章認為，以“超主權儲備貨幣”來告別美元時代的構想，具有較強的可行性，但考慮到中國自身匯率制度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改革均非短期內所能實現，告別美元時代恐還為時過早。

　　文章摘錄如下：

　　近段時期，美元再成全球熱門話題。

　　3月18日，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發布政策聲明，宣布將在未來六個月內買入總額為3000億美元的美國長期國債。受此消息影響，美元指數創下了自1987年8月25日紐約股市崩盤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市場對弱勢美元卷土重來的憂慮隨即催生了作為“避風港”的大宗商品市場再度興旺。

　　對于擁有近兩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而言，盡管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此舉壓低了美債利率、抬升了美債價格，使得中國七千多億美元的國債投資重獲喘息時機，卻也導致了中國政府擁有的另一部分美元資產面臨持續縮水的危機。

　　跳出“特里芬悖論”怪圈

　　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發表的《關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反映了中國政府現階段對美元資產越發感到“燙手”。該文中有一點備受關注，即周小川代表中國提出了特別提款權(SDR)的轉型議題。

　　促使周小川提出SDR轉型問題的，乃是經濟學中有名的“特里芬悖論”。特里芬是美國經濟學家，他指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我們知道，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需要提供足夠規模的流動性以潤滑和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美元流動性擴張的同時，美元幣值保持穩定的目標又注定難以實現。用周小川的話來說，就是“儲備貨幣發行國無法在為世界提供流動性的同時確保幣值的穩定”。

　　所謂“特別提款權”，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69年8月創立、為補充國際黃金儲備、面向成員國發行的一種儲備資產。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SDR并未就此消逝。今時今日，SDR已逐漸演變成為覆蓋四類主權貨幣、以“一籃子”貨幣作為計價基礎的記賬單位。SDR并不能直接充當成員國之間進行貿易結算的貨幣工具，卻可在成員國和基金組織間按一定比例折算成可自由兌換的外匯，從而間接實現國際支付、平衡國際收支的功能。

　　周小川提議將SDR轉型為“超儲備貨幣”，試圖跳出“特里芬悖論”的怪圈，打破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一枝獨秀的現狀，告別中國政府長期被龐大美元資產所“綁架”的時代。其主要構想包括：建立起SDR與其它貨幣之間的清算關系；在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定價、投資和企業記賬中直接使用SDR計價；創立以SDR計值的有價證券等資產，賦予SDR保值增值的功能，增強SDR對各成員國的投資吸引力；完善SDR的定值和發行方式，以各國GDP為關鍵指標，革新SDR“一籃子”主權貨幣的參考標準。

　　尤其針對最后一點，中國政府借此表達了將人民幣納入SDR“一籃子”主權貨幣的期望——僅就GDP總量而言，中國在2008年已成長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

　　而從中國自身的匯率政策以及IMF所扮演的歷史角色出發，中國告別美元尚需很長一段時間的努力。

　　匯率政策短期難改變

　　中國央行目前采取的是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中國政府需要力保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以最大限度挽救勞動密集型企業為主的出口行業。因此，人民幣匯率在當前的形勢下不太可能做出大幅度升值的“犧牲”。

　　只要人民幣還沒有完全實現可自由兌換，那么，將龐大的美元資產按一定比例置換成IMF成員國內部的SDR份額，所形成的SDR儲備依然擺脫不了貶值的宿命。當然，從資產風險的角度來衡量，覆蓋多種主權貨幣的SDR儲備與中國當前擁有的美元資產相比，無疑具備明顯優勢。不過前提必須是人民幣可自由兌換，而這顯然需要時間。

　　中國要想告別美元時代，改革IMF勢在必行。

　　二戰過后，隨著美國軍事、經濟實力的勃興，美國在各大經濟組織中的地位至今無人望其項背，就IMF而言，自然也不例外。要想取代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需要IMF內部成員國85%的支持率。

　　問題是，美國目前掌握著IMF17%的話語權，如不打破現狀，不提高新興國家在IMF的份額以變相削弱美國的話語權，那么，“超主權儲備貨幣”要想付諸現實終將是遙遙無期的。

　　改革IMF非一夕之功

　　此外，如不提升IMF在國際經濟組織中的地位，其所能發揮的作用也將相當有限。而亞洲金融危機時期IMF“趁火打劫”，救助新興經濟體時提出市場準入等要挾條件的“劣跡”至今還令某些國家記憶猶新，要想在國際形象上徹底改觀也需要時間。

　　總而言之，中國提出以“超主權儲備貨幣”來跳出“特里芬悖論”的怪圈、告別美元時代的構想，具有較強的可行性，但考慮到中國自身匯率制度以及IMF的改革均非短期內所能實現，現在就急于告別美元時代恐怕還為時過早。對此，我們理應有足夠清醒的認識。(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