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3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3日刊出署名文章認為，世界舊秩序難以為繼。在二十國集團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發展模式，特別是已經持續了三十年的中國模式。其巨大成功之處是任何人不該否認和蔑視。二十國倫敦峰會歷史意義，不在于最后公報里說了什么，而在于讓全世界既看到了過去的失敗，更看到了未來的希望。這個希望并非來自于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利益集團，而是來自于能夠代表更多人訴求、維護更多人利益的世界經濟新秩序。

　　文章摘錄如下：

　　英國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最早實行者之一，但倫敦街頭連日來的反對資本主義的浪潮，不禁令人產生“大水沖了龍王廟”的感覺。美國也自稱是自由經濟原則最堅定的維護者，反對政府過度干預市場，可是幾天之前，奧巴馬政府竟然施加強大壓力，導致通用汽車公司主席兼總裁被迫下臺。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這個世界好像變得越來越奇怪。

　　不只是美英兩國從長期堅守的重要原則上退縮，而且整個世界的政治版圖更在發生深刻的裂變和漂移。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誰是“對手”，誰是“伙伴”？這些概念的內涵原本似乎都是黑白分明，或者可以不假思索地想當然爾，但現在卻變得模糊不清，并正在模糊中發生質變和轉換。

　　美國不再是原來的美國

　　例如在二戰之后的幾十年時間里，以美國為核心的七國集團，不僅主宰著全球經濟和金融事務，而且還在世界政治與安全問題上表現得鐵板一塊。可是，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這個集團卻不堪一擊，僅僅幾個月的功夫就使其名存實亡，而其分崩離析之日已不再遙遠。而在這所謂的“七大工業國”之內，意大利和加拿大已經沒有了聲音；日本還在孤獨地掙扎；美英與德法對峙，成了相互對壘的陣營。

　　這種混亂的局面，是現有世界秩序陷入空前困境的表征。而昨晚閉幕的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無論其具體成果將受到何種評價，在根本意義上，它就是舊秩序走向終結、新秩序開始萌芽的歷史性象征。

　　所謂舊秩序的終結，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簡單地說，少數幾個富裕國家主宰全球經濟事務的歷史，再也不能延續下去。這個歷史的終結者，不是倫敦街頭上那些反對資本主義的平民百姓，也不是近年來快速崛起的新興經濟體，而恰恰是舊秩序的最大守護者和最大得益者美國。

　　作為世界舊秩序中的核心力量，美國多年來在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領域的政策和行為，特別是它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都一再削弱了其作為“世界警察”的道德基礎和道義威信；由于其金融體制引發了全球性金融災難，把世界各國都變成了受害者，結果使曾經被視為楷模的美國發展模式，如今備受世界的指責和詬病。

　　可以說，美式資本主義的光輝不再，意味著原有的世界秩序失去了靈魂；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衰落，意味著原有秩序失去了實力的支撐。當然，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依然是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其政治、社會和文化依然有令人向往之處，但是，在失去了很多特征之后，美國已不再是原來的美國。

　　世界舊秩序之所以難以為繼，還因為原有體制發生了內部分裂，美國再也不能恃其實力和模式的優越性，來發揮領導作用。在倫敦二十國峰會上，美國試圖與東道主英國一起，共同主導峰會的基調和方向，試圖繼續把美英自由資本主義模式(薩科齊責之為“盎格魯—薩克遜模式”)，作為各國復興經濟計劃的藍本，并為未來的世界秩序勾勒出輪廓。為此，奧巴馬總統和布朗首相在峰會前一天專門召開聯合記者會，要求各國加大財政投入來刺激經濟復蘇，借此抵擋法德兩國關于加大政府干預的呼聲。

　　假若沒有中國模式

　　美英兩國的這一努力遭遇歐洲兩個最大經濟體法國和德國的強烈反對。法國總統薩科齊先是威脅不出席峰會，接著又針鋒相對，與德國總理默克爾聯合起來召開記者會，重申反對美英提交的峰會公報草案，再次要求各國同意加強對金融機構、特別是對沖基金的監管，否則他們就拒絕接受公報的全部內容。

　　可以這么說，在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災難的今天，法德兩國要求加強政府監管的主張，在其他與會國家，特別是在新興經濟體中，無疑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無論最后公報在此問題上如何措辭，倫敦峰會都將標志著，未來的世界經濟和金融體系，就是要埋葬沒有良心的自由資本主義。

　　自由資本主義的終結，不是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之爭的結果。但是，在客觀上，它卻能幫助人們解釋一些現實的問題，那就是，任何一個發展模式都并非無懈可擊，它所取得的成功也不意味著永遠的成功，更不能證明適用于全世界。

　　實際上，在二十國集團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發展模式，特別是已經持續了三十年的中國模式。盡管這個模式還存在著這樣和那樣的不足，還需要不斷的校正和改良，但其巨大成功之處卻是任何人都不該否認和蔑視的。誰都應該看到，假若沒有中國模式，當前的全球經濟就更加顯得死氣沉沉，其復蘇前景就必定少了一個希望、少了一個動力。

　　因此，二十國倫敦峰會的歷史意義，不在于各國領導人在最后公報里說了些什么，而在于這次峰會讓全世界既看到了過去的失敗，更看到了未來的希望。這個希望并非來自于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利益集團，而是來自于能夠代表更多人訴求、維護更多人利益的世界經濟新秩序。(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