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7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7日刊出署名文章認為，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無論是承擔國際責任還是國際領導權，都包含有巨大的代價。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不可推卸應當承擔的責任，但也沒有必要去作過度的國際承諾，更沒有必要過早地去爭取國際領導權。在沒有實質性的能力對現存國際體系作具有實質性的改革之前，中國的重心還應當是自身的建設。

　　文章摘錄如下：

　　經過很大的努力，20國集團(G20)終于有了一些收獲，各國在一系列全球性金融和經濟問題上達成了相當的共識。一些人說，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面臨危機，各國都意識到在全球化時代，大家都是全球體系的一部分，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沒有一個能夠置身事外，大家都必須僅自己的一份責任。

　　但G20峰會所透露出來的信心遠遠不止這一些。這樣一次高調的并且具有實質性的國際峰會，在很多方面是對現存國際體系權力分配的大檢驗。

　　從這次峰會上，人們可以看到老霸權如何接納新興力量及其新興力量如何在現存體系中崛起的問題。這尤其表現在中國身上。很多人認為G20的核心是G2，即中美兩國的互動主導了會議的議程。也有人更進一步說實際上是G1，即中國的態度決定了峰會的成效。

　　上一次國際權力的大轉移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代，即經濟霸權從英國轉移到美國。當時，殖民地英國因為戰爭已經筋疲力盡，美國對是否接下英國的金融和政治領導地位猶豫不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認為，國際機構與前世界霸主英國的利益有千絲萬縷的關系。

　　但是，美國最終還是從英國那里接下了這個國際責任和領導權，實現了經濟霸權的和平轉移。此后，美國以其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重新組織了國際經濟體系并且一直主導這個體系。

　　中國沒有強烈意愿進行“權力轉移”

　　那么，現在的中國是否準備建立一個其國際機構不再由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新秩序？很多西方觀察家認為，中國已經準備好這樣做。

　　這次G20峰會前，中國對改革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呼聲極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主管財經的副總理王岐山等先后發表文章，主張要改革國際金融秩序，并且提出了諸多具體的方案，例如發展出一個超主權的儲備貨幣，增加新興經濟體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的作用等等。

　　一時間，中國似乎成為國際體系改革派的領導力量。當然，中國的呼聲也得到了很多國家的積極回應。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期望很大，希望中國能夠領頭來改革現存國際金融體系。

　　但是，現在真的可以談論國際權力的和平轉移了嗎？美國真的因為這次金融危機國力衰落而準備放棄其霸權地位了嗎？中國真的具有足夠的能力和意愿從美國那里接過國際責任了嗎？

　　至少從這次峰會上中國的行為來說，歷史還遠遠沒有發展到這一步。中國沒有那么大的力量，更沒有強烈的意愿來進行所謂的權力轉移。對中國來說，最重要的還是和現存制度的和平相處。

　　G20之前，中國充其量是表達其對現存體系沒有能夠有效阻止金融危機的發生不滿。用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對現存體制的“抱怨”或者“牢騷”，表現的仍然是對現存體系的“忠誠”，是希望改進現存體制，而非退出現存體制。

　　G20峰會的結果說明了這一點。中國的“抱怨”和“牢騷”得到了回應。美國和西方答應中國在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與代表權。當然這是以中國向IMF出資為條件的。中國強調的IMF特別提款權SDR的國際儲備貨幣的角色也得到了回應。

　　“大國責任論”呼聲會越來越高

　　這些當然有助于中國在現存體制上往上爬一些，就是說有助于中國的國際地位的提升。西方和美國樂意這樣做，因為這無疑在消化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外部挑戰的同時強化現存體系的能力。就是說，這種結局可以解釋成為中國和西方的雙贏。

　　中國和新興國家通過在現存國際金融體制中提升自己的做法相當理性。一則這些經濟體沒有其它的體系可作選擇，二則這樣做有助于他們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和平崛起。

　　在國際層面，中國和其它新興國家還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面臨相同的情況，作出類似的決策。就是說，中國會長期面臨只有國際責任而無國際領導權的矛盾局面。因為美國和西方主導現存國際體系，他們就很容易通過修正體制來消化中國和新興經濟體的挑戰和壓力。

　　也可以預期，隨著中國的發展，來自發達國家的有關“中國大國責任論”的呼聲也會越來越高。很顯然，中國的這種被動責任的代價極其高昂。

　　國際空間不等于實質領導權

　　美國在從英國手中接過領導權之后，對當時的國際金融和經濟體系進行了大力改造，使之完全符合美國的利益。并且當時美國面臨獨一無二的優越條件。二次大戰之后，美國成為了西方的天然領導者。又加上冷戰，西方世界需要美國來領導西方世界和前蘇聯陣營競爭。這些都為美國改制國際體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同時，美國通過這一機制要么聚財，通過各種方式從全世界轉移財富，要么向其它國家轉嫁負擔。美國建立的國際金融和經濟體制是美國長期占據領導世界權的最重要機制。其它西方國家則是“搭便車”，也從這一體制中獲得不少利益。最吃虧的當然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國家。

　　無論是中國的實力還是中國領導層所堅持的“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的信條，都不容許中國另建體系。自鄧小平以來，中國的選擇是接納現存體系，并改革自身和國際接軌。這就決定了中國的唯一選擇就是利用現存體系，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因為美國和西方是體系的建立者和主導者，中國改變不了受支配的地位。

　　這是國際政治的現實面。因為這種局面不易輕易改變，就要求中國反思和重新考慮和現存國際體系之間的關系。這不是說中國可以脫離現存體系，或者另立體系，而是說中國要考慮其政策重點到底在哪里？是在國際層面，還是在區域層面，還是在自身的制度建設。

　　在國際層面，如果中國樂意，的確有很多的責任空間。但是，這種國際空間并不意味著中國能夠得到具有實質性的領導權。

　　沒必要作過度國際承諾

　　從長遠來看，如何在不回避國際責任的同時來獲得真正有意義的國際領導權，并且是可持續的領導權？中國所能選擇的就是分權。因為全球化，各國需要一個國際秩序，但這個秩序的權力必須是有限的。

　　現存秩序是美國西方建立和維持的，也是由這些大國所操縱的。這對很多國家非常不利。分權就是要把國際權力分散到各個區域。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經濟的區域化也有更具實質性的發展。

　　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承擔一定的國際責任，但更為重要的是要實現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內部各種制度建設。

　　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無論是承擔國際責任還是國際領導權，都包含有巨大的代價。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不可推卸應當承擔的責任，但也沒有必要去作過度的國際承諾，更沒有必要過早地去爭取國際領導權。

　　在沒有實質性的能力對現存國際體系作具有實質性的改革之前，中國的重心還應當是自身的建設。(作者：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