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3日電 香港《鳳凰周刊》刊文說，智庫被譽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中國智庫發育發展令人憂忡忡。求“錢”若渴成就了境外投資者巨大影響力。做強“軟實力”的“硬道理”，就是中國智庫資金不能將外資作為仰賴重點，否則有變成他國“軟實力”的危險。

　　文章摘錄如下：

　　由于智庫對內政、經濟、外交、軍事等領域的研究報告，會對各國的輿論及國策制定產生重要的影響力和推動力，所以，智庫一直以來都被譽為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中國智庫的發育和發展狀況，卻令人憂忡忡。

　　據2009年第4期的《瞭望》周刊披露：國內數以千計的官方、半官方及民間智庫都陷入經費困難的窘境，在此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會與在華跨國公司紛紛進入中國智庫運行體系。據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披露，某中央級政策研究機構主管的基金會和某部門級外交政策研究機構，將近50%的資金來自外資；而另一家半官方研究機構，來自主管單位的經費只占2%，委托課題費用占27%，而一家美國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國跨國企業的資助共占63%。

　　中國智庫的這種求“錢”若渴，成就了境外投資者的巨大影響力。以著名的美國福特基金會為例，其自1988年在華活動以來，20年間共花費約4億美元，卻收獲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在華政策影響力與社會影響力。這從福特基金會2008年3月舉辦的歡送在華工作9年的首席代表華安德招待會上，受過資助的部分受邀人身份上可窺一斑——大約400多名受邀人中，絕大部分來自中國重要部門，也有科研、教學和政策咨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層次之高、范圍之廣，令人吃驚。

　　吃驚的同時，更令人深思：我們做強“軟實力”中的“硬道理”究竟是什么？

　　中國智庫大量受益于境外資金，難免容易讓人對其研究成果的獨立性和客觀性產生不同程度的質疑。俗語說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軟；端誰家碗，服誰家管。在這種狀態下，人非圣賢，欲獨善其身非不能也，實難為也。而境外勢力對中國政策與法律的影響與操縱，又早已盡人皆知。2008年9月曝光的商務部條法司正司級巡視員郭京毅涉嫌受賄案，就是境外力量以行賄手段影響中國立法的典型案例。其影響所及，涉及中國多部法律法規的制定與修改，尤其是2003年推出的《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暫行規定》，為境外投資者蠶食鯨吞民族產業打開了方便之門。

　　中國智庫領域亦非象牙塔，學術研究、學術標準之下隱含著政治和經濟利益也并非不可能。境外勢力既可以行賄手段影響立法、執法，為什么不可以憑借出資方式影響智庫機構的研究成果，進而影響國家經濟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從而實現在產業源頭上的某種操控呢？可見，“軟實力”中的第一個“硬道理”，就是中國的智庫資金來源不能將外資作為仰賴重點，否則，中國的“軟實力”就有變成他國“軟實力”的危險。

　　其次，放到這個高度來強化，也不意味著我們希望政府對智庫實行“包養”，完全不是。因為中國智庫的“底氣不足”不是資金一項就能解決的，即使政府全面出資，依然會做不強——這是問題最重要的一面。讓中國智庫捉襟見肘的主要原因是：官方、半官方智庫受制于體制，民間智庫受限于生存生長的合法性，雙方共同囿于資金和政府對信息資源的壟斷，加上傳統的“官本位”決定了權力對智囊的態度，既不會太尊重，也不會太依賴，等等，都導致了中國智庫在境外資金和學術機構面前的“氣短”。

　　蘭德公司之所以成為美國政府的重要智囊，和它能夠及時獲取軍方真實的信息和精確的專業數據有一定關系。而中國智庫的研究成員，無論官方民間，即使是國內某個領域的專家學者，恐怕也難以掌握到或掌握全本專業的最新信息。土壤貧瘠勢必莊稼稀薄，中國要想與時俱進，真正契合信息時代的科學管理，政府就要正視智庫在國家“軟實力”中的獨特價值，拿出提振的具體措施來。

　　辦法很簡單，只需給其發育、生長創造良好的環境即可，給予各種智庫以名正言順的待遇，進一步開放公共信息，減少壓力對專業研究的影響，營造適合學術研究、尊重學術成果的氛圍，然后放開讓各種智庫找到發育生長的門路和資金渠道，以扶植其自然成長。至于經費問題，環境放開了，問題是不難解決的。除官方智庫應以政府經費為主外，半官方、民間智庫不能任由外來資金獨大，要做到政府、民間、外資多種投資并存，并通過各種智庫之間的充分競爭，提高中國智庫的“產出”水平和“產品”質量，以避免政府決策與社會輿情為單一觀點所壟斷或蠱惑。只有這樣，中國智庫才能真正強壯起來。

　　所以說，培育“先發芽，后成長”的環境是做強中國智庫的根本，也是中國發展“軟實力”的另一個重要的“硬道理”。 (周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