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4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3日發表署名文章說，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日前進行了去年9月就任以來對中國的第一次“旋風式”正式訪問。回望這30多個小時的“麻生中國行”，可以看到中日關系的發展已經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走向。

　　文章摘錄如下：

　　從4月29日飛離東京羽田機場，到4月30日飛返東京羽田機場、回到首相官邸，麻生太郎進行了他去年9月就任日本首相以來對中國的第一次“旋風式”正式訪問。如今，回望這30多個小時的“麻生中國行”，可以看到中日關系的發展已經呈現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走向。

　　“珍惜”，時代變化下的中日關系

　　坦率而言，麻生太郎就任首相以后，曾在不同雙邊和多邊場合分別與中國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3次見面，也都還談得不錯，對中日兩國達成的構建戰略互惠關系的共識有落實、有推進。但是，麻生太郎與其內閣成員的一些言行又常常讓中國有些擔心。比如，在釣魚島問題上的言論、給靖國神社供奉祭品、對中國核武器透明化的指責等等。

　　進一步而言，這些中日兩國之間的所謂領土問題、歷史問題、軍事透明化問題等等，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問題”，而是存之已久的“老問題”。問題在于，在過去訊息相對比較封閉的時代，這些問題都只是在中日高層之間進行解決，也可說是屬于“高端政治問題”；在信息化時代的今天，這些問題發生過后立即曝光、迅速傳播、海量報道，輿情影響民情，民情左右輿情，進而構成一個個新的“民間感情問題”，直接制約著這種“舊病復發”型“高端政治問題”的解決。

　　對于這種情境變化下具有信息時代新特征的中日關系走向，日方似乎還沒有清醒的認識。因此，在麻生三十小時中國行中，中國總理溫家寶在與其進行的將近一個半小時的會談中，殷殷表示“經過雙方共同努力，兩國關系得到改善和發展，這一局面來之不易，雙方應共同珍惜、維護。”

　　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則在與其進行的近一個小時的會面中，同樣語重心長地表示“去年5月，我訪問日本以來，兩國有關方面認真落實雙方達成的共識和舉措，推動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取得了重要進展。這些成果來之不易，值得我們倍加珍惜。”這樣，在今后一段時日內，如何“珍惜”中日關系的發展成果，將成為中日高層共同考慮的問題之一。

　　“合作”，中日關系新的出發點

　　縱觀中日恢復邦交以來三十多年的發展史，日本對華經濟“援助”曾經是相當時期的“主旋律”。同時應該承認，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經濟援助”，中國才渡過了改革開放初年資金、項目等方面的一些困難，中國才在這個基礎上努力發展，有了今天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成就。但是，進入90年代后，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出現了經濟持續低迷的狀態，特別是在“失去的十年”中經濟實力更是受到侵蝕。結果，中日經濟實力對比出現了歷史性變化。

　　到21世紀初期，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達到日本的二分之一。4月30日，麻生太郎首相在中日青年企業家交流午餐會上，談到在應對目前的經濟危機時，表示“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中兩國戮力同心至關重要。”這是日本政府首腦首次在國際場合承認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也是日本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種肯定。

　　從歷史的層面看，這是日本自近代以來第一次面對一個經濟實力日益強大的中國。在這種局面下，曾經在明治維新以后成為亞洲唯一世界強國并且獨霸一方的日本自然不能完全適應。從經濟的層面看，日本既看重中國廣袤的市場，希望從中國的快速發展中得到實惠，但同時又心存疑忌和妒忌，不時地試圖在經濟上制約中國的發展。

　　從政治的層面看，正在實現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目標的日本因為中國的發展而在對華政策上出現搖擺，不再把中國看作發展中的國家，而是視為自己潛在乃至現實的競爭對手。概括而言，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政權之前的中日關系之所以陷入兩國恢復邦交以來的歷史最低點，并不是單純的歷史認識問題等造成的，而是 “一個上升中的發展中國家與一個停滯中的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表現。

　　令人欣慰的是，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為調整中日關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執政者高瞻遠矚的對日觀，為調整中日關系創造了積極的條件；日本安倍、福田、麻生三任內閣正視現實，為調整中日關系提供了改變的可能。正在構建之中的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屢經摸索，其出發點已經不再是以往的“援助”，而是扎扎實實的“合作”了。

　　縱觀此次麻生三十小時中國行，他在與溫家寶、胡錦濤分別舉行的兩場高峰會中，“合作”都是一個耀眼的高頻詞。

　　正因為這樣，才有評論說，區別于此前日本首相歷次的訪華之旅，麻生太郎此次訪華主題緊緊圍繞“合作”二字，是一次極富成果的“合作之旅”。麻生太郎回國前面對中外100多名媒體記者也表示，此次訪華取得的重要成果主要涵蓋三大領域，即在經濟領域、環保節能和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以及人員交流特別是青少年交流。

　　“摩擦”，或成中日關系的常態

　　可以這樣講，麻生三十小時中國行，開啟了一個中日兩國從相對單方受益較大的“援助”進入到互惠互利的“合作”的時代，是中日關系發展的重大特征，也是構建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新的出發點。當然，在看到這種變化的同時，還應該對未來中日關系有冷靜的思考。

　　首先，應該認識到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不是同盟關系。2008年5月，中日關系被兩國領導人重新定位為“戰略互惠關系”。這其中的“戰略”，應該是一種大局觀，是對中日關系高瞻遠矚的一種把握，而不是一時一事的計較與糾纏。這其中的“互惠”，應該是關照彼此利益上的合作，不再是側重單方的利益。

　　在中國，談起“戰略關系”、“伙伴關系”，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上個世紀50年代中蘇關系那種“一邊倒”的關系。這種認知也影響到對今天中日戰略互惠關系的認識，因此稍有風波，便認為日本是在棄守關于“戰略互惠關系”的承諾。實際上，當今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略互惠關系”，即不等同于日本同美國之間的同盟關系，也不等同于日本與韓國等國之間的伙伴關系。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應該認識到中日構建“戰略互惠關系”的過程中，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也就是說，在構建這種關系的過程中，中日兩國仍然會頻頻出現摩擦，友好“一邊倒”的局面已經不再。如何適應中日關系在摩擦中發展，是中日兩國從上到下都應該考慮的問題。對于中國來說，妥善對應日本那一個個“陣發性”的諸如歷史認識問題、主權領土問題、臺灣問題、軍事透明化問題等也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中日兩國在未來還有可能出現的直接影響國民感情的環境保護問題、產品質量問題、食品安全問題這“三大問題”方面也應該未雨綢繆，預測出現問題時如何及時公開訊息、如何進行處理、如何進行輿論報道等等。

　　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中日青年企業家交流午餐會上說過這樣一句話： “創新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這與中國時下強調的企業“創新”、制度“創新”似乎也有吻合之處。其實，這種所謂“創造性地破壞”，在成功并有成果之后才能夠叫“創新”；否則，就只能夠叫“破壞”了。中日關系的“創新”同樣需要注意這一點。(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