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7日電 4月30日，訪華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發表演講表示：“今后，日中兩國都不會成為軍事大國、不會成為彼此的威脅，應為和平發展而攜手努力。”5月4日，麻生在捷克出席日本與歐盟的定期首腦會議時，則提到“中國核威脅”。究竟應怎樣看待麻生出爾反爾的言論？《日本新華僑報》7日發表署名文章認為，其實不必過于追究，因為“假作真時真亦假”，與其把它看作是一種“宣示”，不如看作是一種外交手腕。真正強盛而有實力的國家，是不會計較人們議論什么“威脅論”的。

　　文章摘錄如下：

　　4月30日中午，正在中國進行訪問的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中日青年企業家交流午餐會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近年來發展迅猛，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給國際社會帶來了機會，當然也給日本帶來了良機。但確實也有一種聲音，擔憂中國經濟發展后，是否會走上軍事大國之路？我們了解近年來中國恪守和平發展戰略、致力于構筑永久和平、共同繁榮世界的決心，并期待中國采取與此相符的行動，打消這樣的不安和擔憂。今后，日中兩國都不會成為軍事大國、不會成為彼此的威脅，應為和平發展而攜手努力。”

　　對這番講話，中國大陸的許多媒體給予海量報道，題目大多為“日本首相麻生在京演講駁斥中國威脅論”。

　　聲還未散，言猶在耳。5月4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在捷克出席日本與歐盟的定期首腦會議時，就提到“中國核威脅”，并將其視為威脅東北亞安全的因素之一。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麻生太郎在會議期間呼吁各國共同努力來推動防止核擴散，并稱中國和朝鮮近期的活動威脅到亞洲安全。對此，中國大陸的媒體再次進行海量報道，題目大多為“日本首相麻生訪歐再提中國核威脅”。

　　究竟應該怎樣看待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這種出爾反爾的言論呢？是相信其前言？還是相信其后語？對此，應該有一種研讀。

　　首先，在當今的世界上，由于“中國威脅論”的始作俑者就是日本，所以，日本也不會讓“中國威脅論”消失。

　　追溯歷史，冷戰剛剛結束的1990年8月，日本防衛大學的副教授村井友秀就在《諸君》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中國這個潛在威脅》的論文，隨后“中國威脅論”一詞不脛而走，很快成為風靡全球的流行語。

　　2004年10月，日本在新版“防衛計劃大綱”中公開寫道“中國核武器和導彈戰斗力增加，海空軍正在推行現代化，并擴大了在遠洋的活動范圍，其動向今后必須予以密切關注。”這是日本第一次在作為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政府文件“防衛計劃大綱”中公開描述所謂中國的威脅。

　　其間，2002年4月12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中國海南博鰲論壇上表示“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對日本的威脅。今天，我通過博鰲亞洲論壇第一次正式公開表明立場。我認為，中國的發展、鄰國的發展對日本是一件好事，同時也給日本提供了競爭的機遇。我堅信日中友好關系對兩國人民和亞洲地區都是有利的。”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對“中國威脅論”做出否定性的回應。

　　2005年11月16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京都會見美國總統布什的時候，表示日中關系前景光明，他本人不相信所謂“中國威脅論”。2006年6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造訪加拿大時，也表示日中之間雖然有難題存在，但他本人不贊成“中國威脅論”。

　　事實上，小泉純一郎一方面信誓旦旦地這樣說，另一方面在位期間5次參拜靖國神社，用激怒中國的方法不僅突出自己的“個性”、自己的“信念”導致中日關系降至恢復邦交以來的歷史最低點，同時借助中國的強硬凸現“中國威脅論”。這可以看作是小泉純一郎多次“駁斥”“中國威脅論”的真實目的。

　　2005年4月5日，日本官房長官安倍晉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日本對華出口和投資實現了兩國互利互惠，但中國是威脅穩定的因素，中國軍費開支已經連續18年保持兩位數增長。”持有“中國威脅論”觀點的安倍晉三出任日本首相以后，一方面用“破冰之旅”轉圜日中關系，另一方面提議構建日、美、澳、印四國對話框架，防備中國的崛起。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威脅論”在安倍晉三心中的真正位置以及他的外交運作。

　　福田康夫對華友好，出任首相以后明確否定“中國威脅論”。但是，這種用“否定”的做法重提“中國威脅論”，究竟是對“中國威脅論”的渲染還是淡化，也是可以做出不同判斷的。

　　日本媒體曾經指出，用對話和協商方式處理問題的富有包容性的外交應對中國不是美國的“長項”，但在亞洲土生土長的日本可以運用它的能力和智慧來幫助美國處理好與中國有關的亞洲事務。由此可見，日本試圖用其“軟外交”牽制中國。在越來越多的日本人相信所謂“世界政治就是語言政治”的時候，日本政壇對“中國威脅論”的各種不同表述，就毫不奇怪了。

　　其次，從麻生太郎個人政治操行上講，他對政治手腕的相信要遠遠高于對政治信念的執著。

　　在處理內政問題上，麻生太郎擔任小泉純一郎內閣的總務大臣期間，可以對小泉主倡的“郵政民營化”問題都贊成票，在出任首相以后又做出否定性見解。

　　在處理“中國威脅論”這樣的外交問題上，麻生太郎早就有獨特的表現。2005年12月22日上午，身為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在內閣會議結束后的記者會見上說：“鄰國有10億人口，擁有原子彈，軍費開支連續17年保持兩位數增長，而具體內容的透明度卻極低。正在成為相當程度的威脅。”

　　當時，輿論稱其為日本內閣成員第一次公開渲染“中國威脅論”。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駁斥說，身為日本外相，發表這種言論“極不負責任”。

　　2006年3月3日，身為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在美國《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署名文章，公開表示“希望中國政府去除獨裁政權特有的秘密主義，將實際的國防費用公之于世，中國如果成為民主主義的國家的話，就能與日本成為真正友邦。”

　　2006年4月2日，同樣身為外相的麻生太郎在日本富士電視臺談到中國軍費問題時說“不透明的部分是問題，因為用在什么地方不清楚，所以給周邊國家造成一種威脅的感覺”。他還表示，“認為用‘威脅’這個詞奇怪的人本身才奇怪”。

　　但是，2007年6月，麻生太郎在表示其政治理念的新書《無以限量的日本》中也有這樣的表示：“我不同意‘中國威脅論’……所以我為中國的崛起而祝福，從心底里表示歡迎。”當時，就有評論說麻生在新書里的這番言論是為了向首相大位沖擊，并做好和中國保持良好關系的準備。

　　這樣一來，在涉及到“中國威脅論”的發言上，哪個是麻生太郎的真正想法呢？其實，不必過于追究，因為“假作真時真亦假”，與其把它看作是一種“宣示”，不如看作是一種外交手腕。在訪問中國時“駁斥”“中國威脅論”是為了讓自己的訪華更加有成果，在訪問捷克時渲染“中國威脅論”是為了“討好”歐洲，尋求日歐所謂的價值共同點，借此來提高日本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

　　一個“日本造”的“中國威脅論”能夠如此有用，麻生太郎以及日本政界人物怎么會不“到處講，反復講”呢？

　　麻生太郎在競選日本首相時就曾講過，所謂“日中友好”只是一種手段，其最終目的是實現日中兩國的“共同利益”。仔細想來，這話雖然有機會主義、現實主義之嫌，缺乏高瞻遠矚的戰略觀，但也是一種具有現實意義的見地，也可以“拿來”一用。

　　要知道，當日本崛起的時候，扶助日本的美國國內也曾席卷過“日本威脅論”，當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這種論調也就消失了。

　　真正強盛而有實力的國家，是不會計較人們議論什么“威脅論”的。對于真正強盛而有實力的國家，人們也不再會議論其是否是“威脅”了。(蔣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