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之后，臺灣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北京和華盛頓關系取得了重大突破，臺北和華盛頓斷交。其間的一些歷史事件，至今依然令人充滿好奇和津津樂道。

　　前不久，在臺灣紀念蔣經國百年冥誕期間，筆者專門造訪了曾在蔣經國身邊工作、直接目睹這一歷史過程的宋楚瑜。他談到了很多細節，其中有不少是鮮為人知的，相信有助于人們更清楚地了解美國與臺海兩岸之間的那段歷史。

　　一邊與大陸談建交，一邊安撫臺灣

　　1970年初，臺灣和美國的關系就開始出現微妙變化，美國告訴臺灣，第七艦隊不再巡航臺灣海峽。1974年，宋楚瑜正式擔任臺灣“行政院長”蔣經國的秘書，看到美方在沒有事先知會情況下，就把駐扎在臺的U2、兩個F4中隊撤走，更把部署在臺南的核子裝備撤走。

　　當時的美國“駐臺大使”是馬康衛，他求見蔣經國時，主動提及美方訓令，就是對臺軍事協助將降低。當時很多跡象顯示，馬康衛極有可能是最后一任“駐臺大使”。宋楚瑜回憶說，這位“大使”每次求見蔣經國，所傳遞的信息，一是在軍事上逐漸與臺北切割，二是反復強調會信守對臺灣的承諾。兩人之間的每次談話，內容和氣氛只能以“怵目驚心”來形容。

　　其后，美國發生“水門事件”(水閘門事件)。臺灣作出評估，認為美國可能會推遲與中國建交。此后，盡管美方不斷重申和強調不會“犧牲臺灣利益”，與臺灣“‘斷交’的時候還沒有到”，但臺北高層已不再對臺美關系感到樂觀。為此，臺灣“外交部”研擬出十種應變方案，都是極為機密的文件。后來，蔣經國當選“總統”，赴“總統府”就任，他從“行政院”帶走的唯一一份公文就是這個應變方案。

　　臺北當時掌握到一個情況，就是鄧小平復出之后，美方派人與鄧小平會面。后來，鄧小平在跟美國媒體吹風、談話時，非常不滿地說，美方跟他提出的建交條件，就是形式上的交換，即在北京設大使館，在臺北設辦事處。鄧表示不能接受這一點。但美方后來否認說，并沒有人跟鄧小平講過這樣的話。

　　當時，臺灣資深“外交官”周書楷有句名言：“沒見到棺材，絕不能流淚”。也就是說，雖然臺灣對這些都了然于胸，但絕不能自認或接受“斷交”以及主動承認客觀現實。可是，也因為如此，臺灣方面無法針對“斷交”善后事宜，事先向美國提出條件和看法。

　　1978年12月15日晚，早先研擬的應變方案終于被拿出來討論，也就是蔣經國從“行政院”帶到“總統府”的那份文件。根據宋楚瑜的回憶，蔣經國的一段講話被概括為五句話(即五點聲明)，并用五個英文字來描寫，那就是：“事實基礎”(Reality)、“持續不變”(Continuity)、“安全保障”(Security)、“法律基礎”(Legality)，最后就是“政府關系”(Governmentality)。

　　面對“外交”變局，臺灣改變思路

　　面對這樣巨大的變化，蔣經國深知，在驚濤駭浪中唯有另起爐灶、另建管道，方能累積能量，儲備戰力。他不愿完全倚靠蔣夫人和孔家的“中國游說團”，而是組建一支年輕且強而有力的組織，對美國各州議員、美國國會議員、甚至是議員的助理，都一一進行游說，終于使臺灣省與美國很多州建立了姊妹關系，讓各州通過“保障臺灣人民安全”的提案。雖然這些提案無法律拘束力，但卻是一種“道義宣示與主張”。

　　在臺美關系的變局中，蔣經國堅持幾點立場：第一是重大原則立場絕不改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和反對“臺獨”；第二是必須讓臺灣民眾心安；第三是不能感情用事，要在了解臺灣內部和國際局勢后，爭取時間加快自身發展，那就是“兩個面向”：“經濟提升”與“民主進步”。這基本上已迥然不同于蔣介石“武力反共”的方向，是一項重大的政策調整。

　　蔣經國一生最喜歡的漢字，就是掛在他辦公室里的那個“忍”字。面對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的現實，臺灣應該如何借由制度的漸進轉變，讓臺灣在未來兩岸關系中“立于不敗之地”，一直是蔣經國高度重視和關注的事。許多相關的決策，他親自操盤，目標與步驟都很明確。

　　在里根擔任總統時期，很多人認為他會對臺灣友好，因為里根在卸任加州州長后不久，曾應邀訪問臺灣，與臺灣領導人建立了不錯的私人情誼。因此，他當選總統之后，蔣經國私下派宋楚瑜前往華盛頓恭賀。當時，接見宋楚瑜的是內定為國家安全顧問的理查德·阿倫，宋楚瑜向他遞交了蔣經國親簽的信函，提出臺灣希望購買F16戰斗機。但是，直到蔣經國辭世，美方始終沒有任何回應。

　　宋楚瑜說，蔣經國當時很清楚的是，即便美國總統個人與臺灣友好，也不見得可以做出對臺灣“友善”的決定。社會出現了要求開放大陸探親的聲浪，兩岸問題已不只是軍事問題，因為已經衍生到社會層面。蔣經國決定朝對大陸開放的方向前進，就是在此時醞釀的。

　　(摘編自新加坡《聯合早報》 作者：陳子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