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6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6日刊出署名文章說，“中國影響論”露出端倪。從近來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一系列舉動和中美關系的新特點看，實際上在踐行以“G2”(“中美兩國集團”)為標志的中國影響論論調。當然，中國影響論最終會否成型，如何發展不僅取決于美國，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因為相比較其它論調而言，中國影響論更強調的是外部世界與中國的互動，而不再是西方對中國的一廂情愿和主觀認知。

　　文章摘錄如下：

　　一般而言，有關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和輿論存在四種基本論調：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中國機遇論和中國責任論。四種論調既是不同時期中國實力發展的反映，也是西方輿論對華心態變化的折射。但近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微妙變化，這種變化既不能用傳統的中國威脅論來解釋，也不完全是中國責任論，我們暫且把它稱作是中國影響論。

　　從中國崩潰論到中國責任論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實際上是中國與世界互動的三十年，也是西方對中國看法不斷調整變化的三十年。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始了解世界，世界也開始認識中國。但改革開放初期，西方并沒有重視中國，更沒有形成對中國的完整認識。

　　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讓西方開始把目光聚焦到中國。因為，蘇東劇變后，中國成為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崩潰論開始在西方流行，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提出了“歷史的終結”。西方大國一度對中國進行圍堵封鎖，力圖壓垮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但很快，中國崩潰論就不攻自破。中國頂住了西方的壓力和封鎖，開創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西方開始醒悟，從歡呼中國的崩潰到警惕中國的崛起，中國威脅論開始蔓延。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應運而生。此后，中美南海撞機事件、北約轟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使館等事件都是中國威脅論陰影下的產物。

　　與中國威脅論相伴隨的是中國機遇論，認為中國的快速發展會帶動世界的發展，給各國帶來機遇。不過，中國機遇論雖然是不爭的現實，但在擅長炒作的西方輿論中很少成為主要話題。

　　進入新世紀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又出現了新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從小布什第二任期開始的。時任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首次提出中國應成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論”。此后，“利益攸關論”又被寫入了美國2006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成為美國官方的對華新定位。這被認為是“中國責任論”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在這一形勢下，“中國威脅論”日益淡化，“中國責任論”壓倒性地構成了中國所面臨的主要國際輿論環境。

　　G2與中國影響論

　　從國際社會對中國各種論調的演變可以看出，每種論調的出現都是伴隨著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與西方對中國實力、影響力和發展前途看法的變化密切相關的，體現了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對中國未來走向的一種認知。

　　而西方對中國的看法變化前后，西方一些學者和政要都會拋出一些論調作為鋪墊或進行論證。從歷史的終結論、文明的沖突到利益攸關者等，無不如此。因此，西方學者的一些論調往往成為捕捉西方對華認知變化的重要線索。

　　從這個角度看，近來，美國學者和政要拋出的所謂中美兩國集團論、中美共管太平洋論等無疑具有一定的指標性意義。這種論調雖然不是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但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又出現了新的變化。

　　G2概念是華盛頓彼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在2008年7/8月份的《外交事務》上提出的，他認為美國應尋求同中國發展一種真正的伙伴關系，以實現對全球經濟體系的共同領導，實際上提出了中美共治論。

　　此外，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尼爾•弗格森還提出了Chinamerica的概念。在他看來，中美已經走入“共生時代”，作為全球最大消費國的美國與世界最大儲蓄國的中國應該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國負責消費、中國負責生產。

　　這些論調的提出雖然看上去仍然是中國責任論的發展，但仔細捉摸卻可發現，與早期的中國責任論有很大區別，因此，筆者姑且把這種論調稱作是中國影響論。

　　從動機和出發點看，中國責任論是美國還處于強勢階段，還沒有出現金融危機時提出來的，因此，中國責任論的初衷還是美國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優勢，逼迫中國遵循西方制定的國際標準，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機制，用以約束和套住中國的一種策略。中國影響論則是在美國深陷金融危機漩渦，內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發點更多的是希望中國分擔風險，是美國已經無法獨撐世界，無法獨立應對世界性金融危機和各種全球性問題的一種無奈選擇。

　　從相互關系來看，中國責任論的倡導者從內心來說并不意味著對中國高看一眼，而是美國以世界老大的身份，要求中國履行責任，本質上是一種施壓與被施壓的不平等關系。而中國影響論則表明美國已經認識到中國的真正崛起，甚至可以與美國并列，日益具有與美國相當的影響力。

　　從對中國的戰略定位來看，中國責任論者認為中國還不是現有國際體系的責任承擔者，不是西方的合作者，因為不明確中國崛起后的走向，因而希望通過責任論來約束和拉住中國。中國影響論者認為中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體系的合作者甚至是某些領域的主導者，中國可以與美國站在一個戰壕上，因此才有中美兩國集團論的出籠。此隱含之意是，中國已經取代歐盟、日本成為美國解決全球性問題和戰略事務不可或缺的合作者。

　　中國影響論會否主導美對華政策？

　　當然，以G2為標志的中國影響論目前來說還只是停留在學者層面，美國政府至今并沒有正式把該論調上升為對華政策。

　　不過，從近來奧巴馬政府對華政策一系列舉動和中美關系的新特點看，美國實際上在踐行該種論調。美國無論在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應對金融危機、進行全球核裁軍還是應對朝核、伊核等地區熱點問題上都越來越離不開中國的支持和配合。以前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責任論都已經顯得不合時宜了，不可能贏得中國的全力支持。

　　當然，中國影響論最終會否成型，如何發展不僅取決于美國，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因為相比較其它論調而言，中國影響論更強調的是外部世界與中國的互動，而不再是西方對中國的一廂情愿和主觀認知。

　　即使美國政府認可了中國影響論，中國會否積極響應，歐盟、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其它大國又會做出怎樣的反應，這些都是決定中國影響論的重要因素。(韋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