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25日電 香港《大公報》25日刊文說，酒后駕車奪人性命，當然可恨，但可恨歸可恨，量刑歸量刑。刑只能跟法走，而不可隨情轉。如只要民眾怨恨就可“殺無赦”，豈不天下大亂？“故意酒后駕車”絕不能和“故意駕車殺人”劃等號。如果拋開法律，以情定讞，把“故意殺人”和“非故意殺人”一鍋煮，那是拿法律開玩笑，而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

　　文章摘錄如下：

　　成都中院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社會安全罪”一審判處酒后無證駕車致4死1傷的肇事人孫偉銘死刑，南京酒后駕車撞死5人的張明寶以同一罪名被捕入獄。一時間，“酒后駕車肇事該當何罪”、“孫偉銘該不該殺”成了人們議論的焦點。動靜大的有：成都5律師上書要求刀下留人，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在《新京報》發表長文，指出酒后(醉酒)駕車撞死人純屬“交通肇事”，最高只可判七年，斷不可處死。而最吸引眼球的是鳳凰衛視“一虎一夕談”節目的一場大辯論。

　　酒后駕車惹關注

　　交通安全是個大問題，酒后駕車尤其惹人關注。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共發生道路交通事故107193起，死亡29866人，直接財產損失4.1億元。2007年全國酒后駕車致死3435人，占事故總死亡人數的4.21%。而今年8月15日晚，武漢市在90分鐘的嚴查中竟查出87人醉駕或酒后駕車。正由于此，鳳凰臺的辯論才有樣本性價值，不但真實地反映出現實社會對這類事件的民情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治建設的狀況。

　　辯論場上，主殺派明顯地占上風。事后的網上跟帖更能說明這一點：主殺派1240人，反殺派222人，雙方力量對比幾近6：1。

　　請看主殺派的觀點：明知酒后不該駕車卻偏要駕車，就是故意犯罪，就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血債是不可欠的，撞死一個人也要償命；判肇事者死刑，可以安慰受害者家屬，讓逝者安息，這才算討回了公道。

　　其中一位尤為怒火中燒、氣勢逼人。他說：“法學專家的‘理性’無權凌駕于公眾的‘感情’之上。”“我信不過他們，憑什么他們說了算？”“強調‘理性’高于‘感情’是毫無道理的。”他還滿臉不屑地當面攻擊法學家：“把‘理性’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標榜自己‘與文明的外國更接近’，完全是‘裝蒜’。”

　　酒后駕車奪人性命，當然可恨，但可恨歸可恨，量刑歸量刑。刑只能跟法走，而不可隨情轉。如按那位的主張，管你法是怎么定的，只要民眾怨恨就可“殺無赦”，豈不天下大亂了？還談什么法治國家，干脆改為情治國家算了。

　　法治，就是以法治國，必須立法在先、依法斷案、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既然酒后駕車肇事被定性為“交通肇事罪”，而刑法第133條又明確規定交通肇事罪最高刑期為7年，那怎么可以因為群情激憤便隨意升格，把它和往井水里投毒、在森林里放火、向人群扔爆炸物相提并論，把該判7年刑的孫偉銘們視同“放火投毒犯”殺掉呢？

　　“故意酒后駕車”絕不能和“故意駕車殺人”劃等號。如果拋開法律，以情定讞，把“故意殺人”和“非故意殺人”一鍋煮，那是拿法律開玩笑，而這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

　　“以情代法”釀大禍

　　孫偉銘死活事小，法律尊嚴事大。盡人皆知，我們的立法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體現的是“全民意志”。把嚴肅的“法”和民眾的“情”對立起來，對法學家的理性和專長橫加攻訐，實在是蠻不講理。

　　當然，法律條文可以修改，對交通肇事罪的刑罰可以加重，但重也要有“度”，斷不可開殺戒。須知人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包括給他人、給社會造成禍害的罪人。“除惡務盡”是對的，但這不等于“逢惡便殺”，應該把“惡行”和“作惡之人”區別開來。對人，還是要挽救。

　　其實，酒后駕車肇事案件屢屢發生，根本原因還不是刑罰太輕，而是在犯罪源頭執法不嚴，往往以情(親情、錢情、官情)代法，縱容了孫偉銘、張明寶們。以孫偉銘為例，他在肇事前半年內已有至少10次違法駕車記錄，如果每次都嚴格執法，處15日拘留并處200-2000元罰款，他還會長期多次無證駕車上路以至釀成大禍嗎？而其它有證違法者則有“暫扣數月駕照”的罰則，也應能剎住酒后駕車歪風。

　　滅火要滅火星，固堤要堵蟻穴。打擊各類犯罪，關鍵是防微杜漸。對酒后駕車，完全應該像有些國家那樣實行“零容忍”，沾酒就不許駕車上路，違禁便依法嚴管，毫不通融。這樣，日久成習，酒駕、醉駕自然就絕跡了。而我們的管理恰恰在“禍源”階段偏松，有路子的人，只要沒闖大禍，總能輕松地被撈出來，于是便更加肆無忌憚了。環顧四周，這種“撈人”事件可說無時不在上演。此風不剎，法律條文嚴上十倍，也將于事無補。(張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