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7日電 香港《文匯報》日前刊出邱震海的文章《中西方磨合須跨越深層認知誤區》稱，隨著中國崛起帶來的摩擦有所增多，西方試圖從文化層面尋找解釋和應對之道。同時，中國近年開始越來越多注重國際公關。中西方一些摩擦，原因并非文化差異就能解釋；西方世界若單純以微觀文化差異馬首是瞻，恐怕會跌入更大認知誤區。

　　文章摘編如下：

　　澳大利亞《悉尼先驅晨報》8月24日發表題為《勇敢地面對中國？最好還是不要在外交方面激怒中國了》的文章說：“中國的‘核心利益’背后，存在著一系列明確確立的外交規則。西藏和新疆問題屬于“主權”一類，威脅到中國的軍事政策也是如此……然而，中國外交官也提供了一系列所謂免責條款，中國需要這些條款以確保自己不會無休止地陷入針對全世界的、瘋狂的‘中國圣戰’。外國領導人(要看他們是誰)，可以在私下里提出上述所有的禁忌問題……。”

　　面子文化：西方跌入對華認知誤區

　　這篇文章顯示，隨著中國崛起而帶來的中西方摩擦日益增多，西方世界正試圖從文化層面尋找解釋和應對之道。與此同時，在中國方面，近年也開始越來越多地注重國際公關，試圖從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入手，讓世界更準確地了解中國。

　　客觀地看，在進入文化層面探索的時候，囿于原有的思維和行為模式框架，不可避免地帶有傳統思維定式遺留下來的認知誤區。以上述澳大利亞媒體的解讀而言，該分析似乎僅注意了中國在處理與西方沖突時的方式(即便對方式的解讀也時常會有偏差)，而沒有看到中國在處理方式背后對核心利益的堅持，以及中國在堅持核心利益背后的、具有深厚歷史背景的心理因素。

　　因此，這樣的解讀只是停留在對表面現象的支離破碎的描述，而無法整合各種表象背后的深層邏輯；在這一支離破碎的描述基礎上制訂的對華策略，也必然缺乏強有力的邏輯支撐而流于膚淺，甚至在實施過程中會引起雙方更大的誤解和猜疑。

　　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崛起期的中國對核心國家利益的堅持，顯示出其超乎尋常的執著；這種執著某種程度上類似于西方世界對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的堅持。

　　不同的是，西方世界對前述價值的堅持，主要來自西方過去數百年現代化進程中對經濟和個人自由的追求，以及這種追求對西方現代化的正面推動作用；而中國對核心國家利益的堅持，則主要來自五千年文明進程而導致的大一統價值觀，以及過去數百年在現代化進程中落伍而導致的歷史悲情。

　　兩者各有其自身合理性，只不過在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崛起的背景下相遇，再加上尚無法跳出東西方文化秩序調適而帶來的情緒浮現，問題就會以各種形式顯現出來。

　　其實，說到所謂的“免責條款”及其行使方式，西方世界為了獲得在華經濟利益而愿意暫時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有所讓步，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

　　相反，中國僅為了面子或處理程序而做出實質性讓步，這樣的例子少之又少。即便在方式上有所讓步，但在涉及核心國家利益的問題上，中國官方和民間還是很少有讓步的空間。其間原因并非以所謂的中西文化差異就能解釋；西方世界若單純以微觀文化差異馬首是瞻，恐怕會跌入更大的認知誤區。

　　三大因素影響中國對西方心態

　　對中國來說，西方世界的這些不完整乃至錯誤解讀，倒是提供了一個反觀和反思自己與西方政治和文化關系的契機。這里的中西雙方政治和文化關系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隨著中國崛起而出現的中西政治關系、民間心理和文化視角的沖擊；二是在上述關系大調整框架下正在發生的中國對西方認知方式和心態的微妙變化。前者屬于東西方文化關系大調整的宏觀范疇，而后者則屬于在許多個案中都可以觀察到的中西方心理調適的微觀范疇；準確把握后者，將有助于更自如地駕馭前者的進程。

　　關于東西方文化關系大調整，筆者將有專文闡述。本文后面部分僅集中于現階段正在發生的中國對西方認知方式和心態的微妙變化。就現階段中國對西方的認知方式和心態而言，其影響因素主要有三個：

　　一是傳統文化因素。以儒家為代表的東亞文明以協商文化為其主要特征，其中一定程度含有“面子文化”的因素。但“面子文化”并非協商文化的全部含義。與西方的法治文化相比，協商文化更多地強調人情與協商過程的和諧，但這并不必然等于人情與和諧將高于對核心利益的追求。

　　二是轉型期因素。與中國社會轉型同時發生的，是中國對西方視角和心態的變化。與改革開放早年相比，今天的中國已不再仰視西方，相反時常會在不經意間俯視乃至蔑視西方；然而由于各種轉型尚未完成，在俯視和蔑視西方的背后，依然有對西方認同的追求。因此，在俯視的背后，依然是一種心理深層的仰視。中西雙方的真正心理平視，將有待東西方文化秩序調適的持續推進。

　　三是現實政治因素。執政黨在對外關系上對核心國家利益的堅持，與中國絕大多數民眾因歷史悲情而催生的民族情懷一拍即合。這是今天西方必須面對的現實。準確地描繪和解讀這一現實，是西方的挑戰；而如何準確把握自身的心理變化，更為自信和自如地進入中西方文化大調整的進程，則是中國所面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