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8日電 香港《大公報》8日刊出社評《中國宜多參與制定金融新規》說，中國應密切注意在未來金融游戲規則制訂中爭取更多話語權。20國集團會議承諾增加中印等新興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但仍不會改變該組織受西方尤其美國控制的事實，其運作仍多按西方模式及思維而行，故中印等必須通過更多的其它渠道，來為新興經濟爭取應有權益。

　　文章摘錄如下：

　　日前在倫敦召開的20國集團(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討論了一系列的穩定全球經濟及改革金融體系議題，好為稍后在美國舉行的G20峰會做準備。一如過往，會議在爭議及分歧中仍能就一些重大議題取得原則性協議，使國際為抗衡危機的財經合作取得了新進展，應是值得稱許者。

　　目前，各主要經濟體在經過一年多的調整后，似有趨穩跡象，然而除中國外不確定因素尚多，觸底尚待確認，有否復蘇就更難說，故各國仍強調要繼續刺激經濟，直至復蘇有了保證才可轉變。

　　另一方面，亦有不少人擔心退出刺激的安排，建議及早予以討論，使能協調有關的行動。事實上退出要面對的困難很大，主要有：(一)退出決策難定。選擇退出時機是個很大的技術難題，作退出決定則是更大的政治難題。

　　(二)泡沫困擾。刺激方案對推動實體經濟的效率，似低于催生資產泡沫的，故很易做成“滯泡”現象：即經濟仍處呆滯狀態時泡沫已脹大，令調控政策進退兩難，且退出亦更難操作：這會戳破泡沫而做成沖擊。

　　(三)國際協調難度高。各國情況不同，復蘇步伐及走勢不一，令退出策略亦難于統一。早復蘇早退出的國家，還可能妨礙其它國家的復蘇。如中國先站起來，固可通過入口回暖拉動一些國家(尤其自然資源出口地區)的增長，但也可能引發商品價格以至利息回升，不利于全球復蘇。

　　G20會議還討論了多項強化金融體系及其監管的措施，雖然具體細節尚待確定，但就一些大方向已取得協議，包括：(一)加強對銀行的資本金要求，并提高資本金與資產比例以降低杠桿率，從而增大銀行的對抗風險能力。有不少銀行(尤其歐洲的)通過發放次級及混合證券來充當資本，這些做法或將受到限制。此外，通過賬外項目放貸形成的“影子銀行”，是引致杠桿率過高及觸發今次危機的元兇之一，故也將受到限制。(二)提高金融機構所須承受風險的程度。機構要為本身的倒閉做好安排，即擬定所謂“生前遺囑”的相關計劃，從而減少金融體系及政府要承受的風險。同時，銀行須保留部分重新包裝出售的證券化產品。此乃針對因過度證券化而引發今次危機所做出的監控措施，銀行既要承擔更多風險，在創制有關產品時自會較前審慎。

　　(三)對銀行家薪酬及花紅設立嚴格監管機制，并要求回報機制更合理更透明。歐洲對此事尤為積極，認為薪酬體制不當是引發危機的因素之一，故堅持要加以改革，但在英美反對下未能為薪酬等訂出上限。

　　以上各項的相關細節，仍待研究及協商確定，但總體來說已針對主要的危機誘因，做出了合適的強化監管措施，從長遠看對降低全球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應有所幫助。對這些發展，中國內地及香港應密切注視，并檢討本身體系以備做出調整，和在協商中提出意見，使能在未來的金融游戲規則制訂中爭取更多話語權。

　　G20會議還承諾增加中印等新興國家在IMF的投票權。表面上這是個進步，但其實是雞肋：中印等稍增代表權，仍不會改變IMF受西方尤其美國控制的事實，其運作仍多按西方模式及思維而行，故中印等必須通過更多的其它渠道，來為新興經濟爭取應有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