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9月19日電 臺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文章說，陳水扁弊案宣判前夕，陳水扁發表“庭外答辯文”，自稱只是犯了“社會文化罪”，并謂“就司法而言，我是無罪的”。扁案確實具有兩個層面：一是司法，一是社會文化；且后者的影響遠甚于前者。

　　原文摘錄如下：

　　陳水扁所說的“社會文化罪”，是指他們夫妻的涉案行為，如政商金錢關系，及夫婦之間的聯結，皆是“社會／文化”上習以為常之事；容或可議，也只是社會或文化上慣見的罪愆而已，不足興師問罪。因此，陳水扁說，就司法而言我無罪。

　　此說不值一駁。以政商金錢關系言，如龍潭購地案中，扁珍夫婦趁辜成允瀕臨破產之危，動用“總統”會議為貪污斂財的工具；這難道只是“社會文化罪”？另以夫婦的行為聯結言，陳水扁為協助及掩護吳淑珍詐取機要費，竟然伙同馬永成等七度偽造“犒賞清冊”，這難道也只是“社會文化罪”？詳究扁案首波五案，無一不是故意及惡意的犯法行為，怎能說“就司法而言，我是無罪的”？

　　扁珍所犯當然是極為嚴重的刑事罪，但若以“社會文化罪”這個概念而言，扁珍的罪孽其實更加深重，其影響猶甚于刑事罪。此處所論的“社會文化罪”，當然與陳水扁所說是另一層次。

　　陳水扁不只是“犯貪污罪”而已，其所作所為更是對社會價值與道德文化無以復加的戕害摧殘，這正是“社會文化罪”。譬如，貪污罪，以龍潭購地案言，“只是”使臺灣虛耗百億公帑“而已”，也“只是”讓扁珍詐取了四億中介費“而已”；但是，這個事件對“總統”的污染，及對體制的傷害，皆已造成“社會／文化”上難以彌補的重創。這樣的“社會文化罪”豈不更甚于貪污罪？再如：陳水扁毀了民進黨，這不涉刑事罪，卻是毀傷了四百年臺灣民主奮斗史的社會文化罪；陳水扁撕裂了臺灣，亦不能控以內亂罪，卻也是無可饒恕的社會文化罪；陳水扁使“臺灣國”的道德性與可行性破滅，這對“臺獨”運動言豈不也是社會文化罪？

　　如今，陳水扁的貪污罪可能受到司法的懲治，但他所犯的“社會文化罪”是否應受懲罰？事實卻是：陳水扁非但未受社會的與文化的懲罰，反而受到民進黨及綠營的力挺，他們非但主張陳水扁在司法上未犯罪，且認為陳水扁在政治上、社會上及文化上，仍有其無可替代的正當性。在他們的心目中，阿扁無罪，不但在司法上無罪，尤其在政治、社會、文化上更無罪；從這樣的邏輯反射出來，他們竟而主張：司法有罪，主流社會有罪，主流文化有罪！

　　特偵組的扁案起訴書，要求法院“予以最嚴厲的制裁”�，F在，扁案宣判，扁珍各處無期徒刑，可謂已是“最嚴厲的制裁”。眾所皆知，特偵組所用“最嚴厲的制裁”一詞，并非刑法詞匯，而是源出“總統”就職誓詞所說“如違誓言，愿受‘國家’嚴厲之制裁”。如今，法院已經宣判，但“國家”的制裁如何？其實，“國家”是一抽象概念，并不具“制裁”的能力；具體的制裁仍看法院，但在“國家”層次，卻必須能就陳水扁如此重案，在社會上及文化上建立一個公道與正義的是非標準。

　　倘若對扁案這種是非黑白如此分明的罪案，臺灣在社會價值及文化道德的判準上仍然分歧對立，甚至撕裂沖突，則臺灣就不可能成為一個具有理性精神意義的“國家”。然而，這卻是民進黨及綠營現在正在做的事，他們正自知自覺地成了陳水扁“社會文化罪”的共同正犯。民進黨的不可原諒，正在于此。

　　“國家”不能給陳水扁“最嚴厲的制裁”，但組成這個“國家”的民眾們，卻必須共同戮力維護社會上及文化上的根本是非黑白判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