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0月21日電 香港《大公報》21日刊發資深評論員張忠文文章，文章稱國企致命缺陷是產權不明晰、所有者缺位、缺乏內在活力，結果效益低下、浪費驚人。上世紀全球近一半人口的國家搞了七八十年國企試驗，基本上都以失敗而告終，我們不該再去重蹈覆轍。今年以來，中國“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戰略決策，為抵御全球金融危機立下了汗馬功勞。與此同時，“國進民退”之風泛起，令人十分堪憂。

　　文章摘編如下：

　　中央“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戰略決策，為抵御全球金融危機立下了汗馬功勞。與此同時，“國進民退”之風泛起，也十分堪憂。

　　各地政府習慣性地把國企當成“親兒子”“后花園”，打著“提高集中度、保護國民經濟命脈、維護經濟安全”旗號，在投資和貸款方面總是偏向國企。4萬億元拉動資金有近90%被大中型國企占用，去年國家補給幾大航空公司和兩大石油分司的資金就達500至600億元。而民企則普遍資金短缺，處境困難，逐步被擠壓、被邊緣化。這在民航、房地產、高速公路等充分競爭行業是毫無道理的，而恰恰這些行業表現較為突出。

　　民營航空幾乎全軍覆沒

　　民營航空業幾乎全軍覆沒。鷹聯航空被四川航空重組；東星航空宣布破產；奧凱航空停航等待重組。共同困境是缺乏運營資金。奧凱總裁劉捷音憤憤不平地說：“國家注資救一家南航，夠救30家奧凱了！”

　　上海高速公路網正在加速“國進民退”。去年滬杭、滬青平高速公路民營股權已被國資背景企業接管；市府計劃把更多民營資本參與承建和運營的高速公路收歸國有，最近的目標之一是莘(莊)─奉(賢)─金(山)高速公路。知情人透露，上海今后建高速公路將不再引入私企，而是全由政府投資，由國企按“收費還貸”經營。

　　“國進民退”在樓市的表現尤為明顯。北京、重慶、廣州等地的“地王”幾乎都被資金雄厚的中電、中化等國企拿去，大型央企五礦現有儲備土地達500萬平方米。而民企則節節敗退。近幾年浙江2102家房地產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其中90%以上為民企。業內人士馮倫指出，3年前A股房地產上市公司前十大企業中有6家民企，現在只剩1家了。

　　國企的高歌猛進引來“好得很”和“糟得很”兩種截然相反的評論。“好”派以“美國引發全球經濟危機，中國成了拯救這場危機的火車頭”為依據，認為“國進民退”體現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性，應高度肯定，繼續推進。“糟”派則認為這是一股逆流，是對產權制度改革的倒退，應盡快剎車。正如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所說：“現在的重組并不是以市場為導向，體現的并非優勝劣汰，而是國企拿著國家注資和銀行優惠貸款來并購。這樣的資源分配對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都是不合理的，意味著市場化進程的倒退。”

　　競爭領域民企優勢明顯

　　這就又回到了2004年前后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郎咸平挑起的“國企民企孰優孰劣”“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是對是錯”的那場大爭論。當時郎先生在多種場合一再宣稱“產權改革方向錯誤”“國企效益不比民企差”“誰說民企好，拿出數據來”。

　　對這個問題，著名經濟學家曹思源先生當時就給出了明確答案。曹先生根據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和報刊資料，得出“國企效益明顯不如民企”的結論：多年來先是1/4左右國企虧損，后是1/3明虧、1/3暗虧、1/3持平或微利。國企虧損率(虧損企業虧損總額與獲利企業利潤總額之比)一直居高不下，1990至1995六年平均虧損率為73%(即左手賺100元，右手虧73元)，1996年虧損率增至191.6%，1998年更增至219.2%。當年國有工業企業凈虧625.6億元。在1998至2004七年間，民企百元資產實現工業產值都超過100元，而國企除2003年外歷年都不到50元。換言之，同樣產出，國企投入要比民企高出一倍，每年國企白白多耗費4萬多億元資金，相當于2002年全國各類企事業機關一億多職工全年工資總額(1.3萬億元)的3.07倍，或同年全國財政收入總額(1.89萬億元)的2.11倍。

　　不該忘記歷史重蹈覆轍

　　創造財富、增加效益，用盡量少的投入取得盡量多的產出，是企業的天職。曹先生從經濟效益對比得出“民企優于國企”的結論，是有說服力的。同樣令人信服的還有國家發改委的一份統計材料：國企占用工業總資產的1/2、工業貸款的2/3以上，卻只創造1/3工業產值。以2005年為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工業增加值與利潤，分別只增長10.7%和17.4%(2/3利潤靠壟斷取得)，而同期民企則分別增長25.3%和47.3%。

　　事實勝于雄辯。國企致命缺陷是產權不明晰、所有者缺位、缺乏內在活力(所謂“替別人賺錢不賣力、花別人錢不心疼”)，結果效益低下、浪費驚人。這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上世紀全球近一半人口的國家搞了七八十年國企試驗，基本上都以失敗而告終。我們不該忘記那段并不遙遠的歷史，再去重蹈覆轍。(張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