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省文物局在京高調宣布，曹操高陵在河南安陽得以確認。這一消息成為今年最具轟動效應的考古發現，也破解了曹操陵墓的千古之謎。

　　據悉，被確認的高陵位于河南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去年12月開始發掘，之前被考古學家當作東漢大墓。隨著考古工作的開展，這座大墓現出規模宏大的真容。整座大墓包括了墓道前后和四個側室，整個墓道長近40米，寬約10米，呈斜坡式延伸地下15米，大墓平面約為梯形，東邊寬22米，西邊寬19.5米，東西長18米，占地面積740多平方米。

　　僅從這一規模形制，即可斷定墓室主人帝王身份。讓人驚喜的是，雖然該墓被盜嚴重，但墓中存留的珍貴文物卻很關鍵，隨葬文物中出土了刻有“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的石碑，為墓主人是曹操提供了直接材料。而且，在被追繳的該墓被盜文物中，有一塊石枕上刻有“魏武王常用慰項石”銘文，左證了此墓就是曹操無疑。更重要的是，在該墓中還發現了一男二女的遺骨，其中男性被測定為60歲左右，和駕崩時66歲的曹操年齡相吻合。

　　唯一令人缺憾的是，墓中沒能發掘出直接證明曹操高陵的墓志銘。但從墓志形式、出土文物、墓中骨骼，已經形成了相對嚴密的邏輯鏈，這里是曹操高陵無疑。

　　高陵被發掘確認，破解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千古之謎。而這一發現，又讓人大跌眼鏡。歷史傳說的荒誕和正史記載的嚴謹形成了鮮明對比。千多年來，民間關于曹操墓的傳說，一直是七十二疑冢。墓穴所在，有的說是在許都(許昌)城外，有的說是在銅雀臺附件的靈芝村(見《彰德府志》)，有的說是在漳河底(參考古詩“銅雀宮觀委灰塵，魏之園陵漳水濱。”)，也有說是在曹操故里譙縣的“曹家孤堆”(譙陵)。

　　再看正史記載，曹操陵墓的位置并不那么迷霧團團。一是在曹操在建安二十三年，即他去世前2年的218年，在其頒布的《終令》中說“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死前又有《遺令》：“吾死之后，葬于鄴之西崗，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珠寶。”兩令見于正史，說明兩大史實：一是表明曹操的薄葬之志；二是明確他歸葬的地點為“鄴之西崗”，比鄰“西門豹祠”。憑此兩點，不僅說明曹操對于自己的墓葬毫無掩飾，甚至是光明正大地告訴后人他墓葬的地點。這恰恰說明曹操性格中一貫的豪邁和慷慨。更要者，由于他追求薄葬，“無藏金玉珠寶”，似乎也不怕別人知道自己的墓葬所在，更不怕盜墓賊光顧。

　　然而，歷史給他開了太大的玩笑。他迥異于其它地王的光明正大卻被后世文人誤解誤讀，甚至丑化。酸腐文人或基于封建正統思想，給其制造了七十二“疑冢”說，從《三國演義》到戲劇舞臺，曹操成為多疑、奸詐的歷史人物。諷刺的是，后世考古學家，似乎也為戲曲和演義中的歷史所蒙蔽，采信了曹操墓“疑冢”的說法。否則，為何不對正史中所記載的曹操墓按圖索驥地進行考古？

　　事實上，早在1988年，《人民日報》一篇《“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謎揭開》的文章已經證明了所謂“疑冢”的不靠譜—“聞名中外的河北省磁縣古墓群最近被國務院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過去在民間傳說中被認為是‘曹操七十二疑冢’的這片古墓，現已查明實際上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確切數字也不是72，而是134。”

　　很遺憾，從1988年到現在的21年間，曹操“疑冢”之說依然流行。尤其央視“百家講壇”導致的“三國熱”中，曹操“疑冢”說更被更多的普通民眾所采信。事實上，正史中提到的“西門豹祠”就在安陽縣安豐鄉。如果說考古學家們采信正史說法，及早發掘，曹操墓也不會被盜掘得那么嚴重，曹操“疑冢”之謎也就早就大白于天下了。

　　而且，就在曹操高陵被確認之時，依然有學者懷疑。譬如著有《盜墓史記》、《中國人盜墓史》的學者倪方六就認為，考古講求的是“白紙黑字”，稱沒有在墓中發現墓志銘是“考古硬傷”。此外，他還強調，從曹操墓穴的規格上來看，曹操所提倡的薄葬并沒有被嚴格執行。筆者以為，該墓出土的文物數據足以證實確為高陵的所有邏輯要素，算得上是“白紙黑字”。再者，雖然墓葬文物大多已被盜掘，但從出土的石圭和石碑等文物看，墓中文物是相當地儉樸，應該算得上是薄葬無疑。至于陵墓形制規格，那是曹丕的杰作，與乃父無關。是否厚葬，主要看陪葬品，這應該是很簡單的常識。

　　曹操高陵得以確認，千古之謎得以化解，是中華文化的一大盛事，也給歷史和曹操一個“完美”的交待。不過，這也讓中國學界和民間自我反思：歷史的真實也許一點都不復雜，復雜的是后人以訛傳訛的解讀和歪曲。

　　(摘自香港《文匯報》 作者：張敬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