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月15日電 新西蘭中文《先驅報》15日刊發署名葉檀的評論文章《如果國人寅吃卯糧大消費中國經濟就完了》談及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投資與儲蓄的關系。該文指出，投資率是否高企并不值得太多關注，應該關注的是另外兩個問題：一是投資效率如何，二是高投資是否在資金上寅吃卯糧，讓公共財政背上沉重的債務，斷送了經濟發展的未來？

　　文章摘錄如下：

　　筆者曾經撰文指出，中國的消費數據被人為低估，由于住房、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數據統計不夠準確，存在極大的低估。現在我要進一步指出，中國人如果真的寅吃卯糧大消費，中國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就要崩潰。換句話說，沒有國人勒緊褲腰帶儲蓄，中國的高投資率與大規模的基建成果將成為空中樓閣。

　　中國投資率高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工業化初期需要大規模的要素投入，二是政府主導的經濟有提高投資率進而提高GDP的偏好。

　　張軍先生業已撰文指出，中國的投資支出數據有被高估的現象，大部分人在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等同于固定資產形成額。并且，在投資支出的數據中混雜了不斷得到開發和交易的土地的價值。土地價值越高，固定資產形成額也就越高。但是，按照慣例，土地的交易價值不應該被包括在GDP的統計中，這是因為用于土地征用和 交易的費用并不形成社會的固定資產。張軍先生所言正確，要進一步指出，固定資產形成額即使被高估，也不能否認我國屬于投資主導型經濟這一現實，去除高估的部分，我國投資率依然偏高。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投資率保持了較高水平。尤其是1993年以后，中國投資率出現了明顯加快上升的趨勢，至2007年更高達45%以上，平均在30%到40%左右。

　　任何一個工業化國家基礎建設關鍵時期，均維持著較高的投資率。以日本為例，從1966年至1973年間，日本經濟增長率從10.5%、10.4%、 12.5%、12.1%9.5%、4.3%、8.5%、7.9%，而投資率分別為27.6%、29.4%、31.4%、33.2%、35.4%、 35.8%、37.4%，以石油危機為界，從1974年開始，日本經濟增長率陡降，而投資率居高不下。也就是說，在基礎建設時期，40%左右的投資率是可 以接受的。

　　此后日本的投資效率值得懷疑，政府主導的投資效率節節下降，甚至在偏遠的地區修建起大量華而不實的娛樂設施與高速軌道交通，又無法應對日元升值壓力的沖擊。日本在應該放棄投資主導的模式之時，卻依然執迷不誤，堅持高投資政策導致不可收拾的失速下滑。

　　在趙巖女士所寫的專欄中，曾經提及日本西南部一個人口不足7萬的偏僻漁村——濱田(Hamada)，歐美媒體對這個小地方的報導屢見不鮮。因為日本“失落 的十年”中，這個漁村耗資70億日元修建了一座宏偉的跨海大橋，至今車流罕至，當地居民的評價是“可以練習蹦極”。日本政府開出了慷慨的財政刺激藥方，超 過6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其中主力。濱田在那段時間獲得的不止一座大橋，它還興建起一條高速路、一所大學、一座監獄、一個兒童藝術博物館、一個濱田太陽村運動中心、一個亮麗的紅色的游客中心、一座滑雪場和一個白頭鯨魚海洋館

　　結果是令人傷心的，日本的失落期不見盡頭，由于儲蓄率下降，過高的投資率意味著政府的高負債。2009年12月，日本政府通過2010財政年度預算案，預 算和發債規模均創歷史新高，新發國債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首超同期稅收。日本財務省預計，到2010財年末，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累計債務余額將相當 于同一財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81%，負債率高居發達國家之首。平攤到人頭，每個日本人背負約7萬美元債務。

　　投資率是否高企并不值得太多關注，應該關注的是另外兩個問題：一是投資效率如何，是否都進入了日本海市蜃樓般的濱田小鎮？二是高投資是否在資金上寅吃卯糧，讓公共財政背上沉重的債務，斷送了經濟發展的未來？

　　相比而言，中國的賬面數據尚屬樂觀，2009年赤字率預計略超3%，債務已經在增長——今年的中央財政國債余額限額逾6萬億元，中央國債相當于GDP的 20%，相比2003年已經增長了200%，很多隱性債務還會在未來兩三年內以銀行呆壞賬的形式體現。但不論如何，我們應該感謝足夠的儲蓄，是這些儲蓄讓中國的基建得以大規模推進，是這些儲蓄使中國可以抵擋住金融危機的沖擊。還是這些儲蓄，使中國可以承受住資產價格的高估，為國有企業的改革買單。如果儲蓄 率下降，銀行與大企業是撐不下去的。

　　儲蓄減去投資等于經常項目順差。一旦中國人開始降低儲蓄，大肆消費，出現經常項目逆差。這對一個進入工業化時代的發展中國家意味著什么？經濟下降、動蕩和不安。我們應該關注的是政府與國企的投資效率，不能讓他們揮霍了資金進行低效的經營。

　　一方面享受著儲蓄的好處，通過壓低利率與通脹獲取資金，另一方面卻抱怨投資者不會消費。有強盜邏輯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