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9日電 臺灣《聯合報》9日刊出社論說，從廢娼到性工作除罪化，島內變化已經發生，且相關變化將持續下去。接踵而來的問題都可能在觀念及實際生活上引發激烈的社會沖擊。對島內而言，性工作管理已到最終決策時間點，當局已避無可避，期待端出務實處理方法。

　　文章摘編如下：

　　如何處理性交易議題，向來就是檢測世界各地主政者誠實與魄力的政治標尺之一。多少年來，臺灣執著于“罰娼不罰嫖”的政策，讓地下化的性交易始終脫離不了污名與剝削，卻又在可見的或不愿看見的角落，“春城無處不飛花”。

　　終于，由于兩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法官為不斷受罰的弱勢老妓向“大法官”聲請“釋憲”，接著“大法官”宣告島內“社會秩序維護法”中的“罰娼不罰嫖”為“違憲”，并將于兩年內失效。此舉讓當局不得不限期面對性交易管理的燙手山芋。

　　臺前“行政院長”劉兆玄去年六月就宣示性工作政策將朝向除罪化、除罰化；但是，歷經半年，當局“內政部”請“學者專家”研擬方案，日前卻端出“性工作須取得配偶同意書”的對策。“大法官”逼著官員學開明，不料卻弄出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法子來。

　　激起諸多爭議之后，“內政部長”江宜樺說，這只是學者的建議而已；若待政策出爐，還要再研究半年。前半年、后半年，半年半年拖個沒完。遇上性工作的爭議，拖延似是當局的唯一對策。

　　值得玩味的是，原本因為“妓權”議題而分裂的臺灣婦女團體，如今卻不論“妓權派”或“反娼派”，皆同聲一氣地反對“同意書”。一項政策在道德光譜上從左到右全都唱衰，也算是當局“促成婦運大團結了”。

　　關于如何面對性交易問題，臺灣社會在觀念與方法上經歷許多周折變化。這一波的變化，可從十三年前(一九九七年)陳水扁任臺北市長時執意廢臺北公娼時說起，使性工作權利的辯論首度在臺灣浮上臺面。

　　“從娼究竟是不是一項工作”的島內社會爭議、“性工作合法化”的前衛倡議，撕裂了姊妹情誼，使臺灣婦女運動元氣大傷。當年救雛妓起家的婦女團體，另成立“推動縮減性產業聯盟”，強烈要求“罰嫖不罰娼”，堅持“不罰嫖客，就不修法”，而與“妓權派”的“娼嫖都不罰”主張對峙。

　　但臺灣婦女界的不同聲音反成當局不作為的借口。“社會缺乏共識”至今仍是當局拖延不作為的擋箭牌，代價卻是由底層的街頭娼妓承受。依當局“警政署”統計，不時被抓的性工作者大半是三十歲以上的底層娼妓；年輕“辣妹”跑酒店的從業者，大多有“白道”撐腰，要擔心的倒是“狗仔”鏡頭，不時逡巡招待所、桑拿浴場等高檔色情業而泄漏政商尋春的線索。

　　前公娼官秀琴投海悲劇雖促成不同陣營的對話，但政策步伐仍難邁開，甚至在李逸洋主“內政部”時，一度還曾退回島內“戒嚴時代”的道德標準，主張娼嫖都罰。

　　回顧十三年來，在臺灣漸漸辟出性工作辯論的對話空間，但也看見當局部門面對敏感議題時的左支右絀。幸而在“大法官”“釋憲”文的壓力下，性工作管理已到最終決策時間點，兩年之限，當局已避無可避。

　　一個有力證明是，江宜樺在當局“研考會”任內，針對性工作舉行“公民會議”，包含家庭主婦與性工作者的十八位代表歷經激烈的爭吵、對話，得出令人驚喜的結論是：“現行政策不但無法減少性交易，還會造成性工作從業者污名化，并導致執法濫權、侵害性工作者人權。”可見，不但“大法官”如此看，島內一般社會常識亦作如是觀。

　　十三年來的變化，從廢娼到性工作除罪化；連“娼妓”一詞也在不知不覺間改稱為“性工作者”。變化已經發生，且相關的變化亦將持續下去。其實，性工性者除罪化，只算是小小的一步，后續問題不少，例如，臺灣真會出現像荷蘭紅燈區那樣的情色專區嗎？且在性工作者除罪化后，“一樓一鳳”對小區清靜的威脅又如何防制？接踵而來的問題，都可能在觀念及實際生活上引發激烈的社會沖擊。

　　期待別再以“盡量不修法”的便宜行事心態自我設限，應大刀闊斧，全盤檢視相關法令，在性交易管理政策上端出務實的處理方法，使人權與社會秩序可以取得兼籌并顧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