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9日電 香港《大公報》9日刊出署名評論說，2010年兩會有兩個動向值得關注，一是全球經濟危機走出谷底之時，兩會將有什么組合動作；二是兩會前夕溫總理重提“興亡周期律”，應視為兩會重大課題。作為十三億人口大國的總理能重提“周期律”問題，體現中國領導集體居安思危的明智與遠見。

　　文章摘編如下：

　　“兩會”作為中國發展模式的重要組成和運轉部分，越來越引起世界高度關注。不僅因為中國和平崛起三十年，成為世界性大國；而且因為中國連續三十年保持全球最快經濟增長速度，創造了世界第三大模式。

　　筆者以為，2010年“兩會”有兩個動向值得關注，一是全球經濟危機走出底谷之時，“兩會”將有什么組合動作；二是“兩會”前夕溫總理重提“興亡周期律”，應視為“兩會”重大課題。本文想就“兩會與周期律”談點淺見。

　　溫總理重提“周期律”

　　近日溫總理接受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聯合專訪，與廣大網友在線交流。在被問及治理公款吃喝、公交車私用等“三公消費現象”時，溫總理說“必須管得住”。最根本的是兩條，第一條就是公開透明，要讓任何一項行政性支出都進入預算，公開，讓群眾知道，接受群眾監督；第二條就是民主監督。他提到1945年黃炎培向毛澤東談“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問題，認為“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

　　筆者以為，作為十億人口級別大國的總理能提出“周期律”問題，體現了中國領導集體居安思危的明智與遠見。

　　3月2日，筆者在網上看到老同學黃方毅五年前的文章。他是黃炎培之子，現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文章題目叫《毛澤東•黃炎培延安對話六十年》。

　　“編者按”寫道：六十八歲的黃直言相問：“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五十三歲的毛澤東肅然相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隨著中國發展，“兩會”監督職能越來越強，比如對國務院重大事項及法治進程等監督。但與毛澤東講的“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相比，可以有進一步完善之處。比如，“兩會”參政議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都理所當然。但在諸多“理所當然”中，有一個最應當“理所當然”的，那就是“民主監督”。

　　“人民監督政府”，事實上很難做到。“兩會”則不同，代表可以提案，可以直言，可以議政，此乃中國特色“民主監督”。在這方面，筆者以為成就乃赫赫，不足亦昭昭。

　　比如，不少代表給人民的印象是，“審議”時像談“學習體會”，“議政”時多談“深受鼓舞”等等。雖也應視為理所當然，但更重要的功能，應當是“民主監督”，最大限度避免“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最大限度避免“周期律”。

　　“民主監督”的對象重在弊。比如，前些年“醫改”、“教改”之弊；比如，官員腐敗關乎興亡，如何強化監督功能？可否“彈劾昏吏”、“指怠正宦”、“避亡興正”、“伐榮誅辱”？筆者以為，監督非但不會辱沒政府形象，反而會“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行，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方法可以設計，溫總理講“第一條就是公開透明”，上述問題可否“適度透明”？

　　“兩會”開放性日強

　　有人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前提是封建專制制度。這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綜觀古今中外，興亡交替卻并不限于封建制度。

　　筆者以為，中國有望跳出“周期律”，基于四大理由：其一，中國協商民主政體經過六十年錘煉，日臻完善。筆者《中國政體影響世界》一文雖遭網上激烈抨擊，但濤聲依舊。

　　其二，中國綜合發展模式成為繼“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萊茵模式”之后世界第三大發展模式，生命力與日俱增。

　　其三，中國突破了西方“多黨制”、“兩院制”等第二現代化政體模式，創造出“多黨合作”、“協商民主”的全新政體，“兩會”開放性與民主性質量日強，成為中國民主制一大特色。

　　其四，經濟全球化必然發展為綜合全球化，奧運會、國際維和、綠色和平等“世界大同”現象正在加速、增多，中國已融入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性“民主監督”日強。

　　當然，六十年只是彈指一揮間，溫總理提出“周期律”，是要我們時刻居安思危，這是國運、民祚之本。(陳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