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6日電 香港《大公報》16日刊出署名文章《發展方式緣何難轉變》。文章說，十六年來，中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從嘗試到推廣，一步一腳印，成效十分顯著。但由于歷史欠賬太多，轉變效果還是不盡人意。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因素有很多，從比較宏觀的視角來看，可以歸結為觀念問題、科技問題和體制問題。

　　文章摘編如下：

　　3月5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大力推動經濟進入創新驅動、內生增長的發展軌道。應當說，中央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上見事早，預見快，決策果斷。

　　早在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就明確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并把它與經濟體制改革一起稱為“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

　　第二年，時任總理在當年政府工作報告繼續提出：積極推進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同時強調，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這是實現今后十五年奮斗目標的關鍵所在。

　　時隔五年后，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注重調整和優化結構，著力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

　　此后幾年間，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文字總能見諸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議中。十六年來，中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從嘗試到推廣，一步一個腳印，成效也十分顯著。但由于歷史欠賬太多，轉變的效果還是不盡如人意。

　　我國目前正處在一個類似于西方國家從第一次產業革命的增長模式轉變為第二次產業革命增長模式的過程中。從西方先行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第一次產業革命后的增長模式主要是由投資驅動，主導產業是重、化工業，這種模式帶來了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和環境污染。

　　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的。但一味地延續傳統增長方式，即使暫時保住了經濟指標，也會底氣不足、后勁乏力。

　　這表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也是長期的極其艱巨的戰略任務，需要一屆又一屆政府持續地接力。

　　制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因素有很多，從比較宏觀的視角來看，可以歸結為觀念問題、科技問題和體制問題。

　　觀念問題集中表現為把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等同起來，我們把發展的認識更多集中在單純的經濟增長速度上，為了實現快速增長，不惜消耗資源、損害環境。

　　科技問題也長期阻礙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由于我國科技創新機制尚不健全，政策不到位，企業科技內生動力不強。在北京中關村，一些科技企業埋怨，他們搞科技，由于缺少政策支持，沒死也長不大。而另一位企業老總卻喜笑顏開，因為他離開“苦海”去搞房地產了，所以財大氣粗。

　　但最主要的還是體制問題。角色的混淆和不確定性，使政府自身的改革十分艱難。目前的情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是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狀況卻沒有根本的變化。例如一些地方運用政府的動員能力，不惜以很大的資源環境代價和扭曲性的政策實現GDP的高速增長。

　　表現在招商引資上饑不擇食，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大張旗鼓地招商引資，不惜成本，不顧環保，不計民生，一味追求立竿見影的項目。只要能引進項目，什么優惠條件都會答應，甚至與國家大的方針政策相悖，搞土政策，制造項目繁榮。

　　又由于官員將政績做給上級看，“面子”工程往往成為一些地方政府的第一選擇。這就直接導致了一些地方政府過于依賴投資來拉動經濟的短期行為，熱衷于“短平快”項目，唯GDP至上的政績觀比比皆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2009年，我國經濟遭遇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對經濟發展方式的警示和沖擊，也是一次歷史舊賬的清算和倒逼。今年兩會上，與會的代表、委員們也強烈呼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新途又在哪里呢？

　　以政府退出市場資源壟斷促進轉變。政府要從直接控制市場資源、參與經濟活動中解脫出來，把維護社會事業的公益性、保障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維持社會秩序的安全性，作為自己的神圣職責。

　　以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帶動轉變。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指那些利用先進技術成果建立起來的對經濟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其引發的旺盛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強大引擎。誰抓住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先機，誰就掌握了未來發展的主動權。

　　以發展低碳經濟為契機實現轉變。要將低碳經濟上升到國家戰略，從眼前來說，發展低碳經濟，當務之急是要從源頭減少碳排放。譬如說，優化產業結構，加快產業升級，減少能耗，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水平。在保證GDP穩步增長的同時可以提高第三產業比例，減少第二產業的比例，尤其是像冶金、電力、水泥生產、建材、紡織印染、造紙等這種能源消費密集型產業，需要壓縮產能，優化結構。(蔡恩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