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3月19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9日刊出邱震海的文章《東西方心理秩序調適：呼喚思想家及其對話》。文章說，最近幾年，隨著中國崛起的態勢和速度的發展，東西方世界的一些分歧時有發生。這提出了一個深層問題：究竟如何看待和應對雙方心理秩序的調適？如何將民族心理因素提升到思想高度展開對話，顯然已日益重要，而這樣的任務顯然必須訴諸雙方的思想家。

　　文章摘編如下：

　　最近幾年，隨著中國崛起的態勢和速度的發展，中國和西方世界的一些分歧時有發生。這向人們提出了一個深層的問題：究竟如何看待和應對隨著中國崛起而帶來的中西雙方心理秩序的調適？

　　從過去五百年乃至一千年人類歷史的縱向來看，中國崛起是給人類政治、經濟、文化乃至心理秩序帶來重大沖擊的事件。過去千年，以五百年前的西方崛起和東方衰敗為標志，東西方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出現了大換位。過去五百年，西方現代化給人類物質和精神寶庫做出了巨大貢獻，也使現代化幾乎等于西化的代名詞，而西方價值觀則非常強勢。

　　一百五十年前，以中國洋務運動和日本明治維新為標志，東方開始了其現代化的艱難進程。遺憾的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原因，洋務運動全面失敗，明治維新則以物質層面的成就取得了基本成功。

　　對中日兩個東亞民族而言，這是雙方首次國家定位和民族心理的調適過程。對東西方關系而言，這卻是東方現代化首次開始其歷程的標志。只不過由于明治維新僅完成了物質現代化，而沒有觸及日本民族的精神現代化，因此日本在20世紀上半葉犯了民族精神世界的集體錯誤，也因此使日本遭受了民族現代化歷程上的重大挫折和倒退，也使日本在戰后被納入西方陣營。再加上日本雖然經濟實力全球第二，但畢竟在面積、文化等方面都屬于小國，同時整個亞洲地區二戰后依然整體落后于西方，因此日本現代化給西方帶來的集體心理沖擊的規模和影響都是有限的。

　　但中國崛起完全不同。以中國的規模以及歷史和文化的悠久、深厚，崛起給人類經濟、政治和文化秩序必將帶來劃時代的意義。如果說，五百年前西方崛起、東方衰敗是過去千年東西方秩序的首次調適，那么當歷史進入21世紀，當中國崛起在過去幾十乃至百余年日本現代化和“亞洲四小龍”的基礎上開始發生時，人類歷史開始進入一個東西方秩序再次調適的新階段。

　　當然，這個調適的進程才剛剛展開，其更為深層的效應和意義將在未來幾十年乃至數百年得以清晰化；現在開始的這個東西方秩序的調適進程，也必將不再重復五百年前東西方秩序首次調適的簡單、原始乃至野蠻和殘酷的外在表現方式；更重要的是，未來的東西方秩序調適必將不再是一方絕對壓倒另一方，而是站在人類共同高度，謀求利益的合作和心理的平視。

　　與相對表層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秩序的調適相比，東西方心理秩序的調適是一個更為深層和微妙的進程；前者的內在邏輯和外在表現方式，往往會受到后者的不自覺影響和掌控。

　　在這一人類歷史發展的關鍵環節，客觀審視和理性梳理東西方過去數百年的歷史及其導致的雙方心理秩序的現時狀態，就顯得十分重要和有意義。

　　就西方世界而言，過去五百年隨著其崛起進程的展開，西方經歷了工業現代化和現代文明從開始、成熟到幾經完成的發展歷程。人們俗話所稱的西方已進入“后現代社會”和“后現代文明時代”，即是就這一意義而言。

　　問題是，一旦遇到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的崛起，西方原先的文化傲慢開始再度從深層浮上表層，而其價值觀則退居二位，其間的深層心理和文化原因十分值得探究。因此，面對中國崛起及其帶來的心理秩序調適，西方世界實際上面臨處于成熟與迷茫交織的“熟而未熟”的狀態，這對西方民族的精神世界(其中首先是西方的知識界)是一個空前的挑戰。

　　就東方世界而言，由于數百年的衰敗和過去百余年的現代化努力，以中國為主要代表的東方處于工業現代化和現代文明從開始到逐漸進入成熟的階段，而這與西方世界正好處于兩個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就精神世界的現狀而言，在追趕西方的激情中揉合著一定的歷史悲情，可能是一種較為恰當的描述。同時，由于現代化進程未能伴隨思想啟蒙的進程，因此東方民族的精神世界其實處于一種“未琢的玉器”狀態。但由于亞洲現代化(尤其是中國崛起)已開始觸及東西方秩序的深層，就現時的中國而言，現代化的饑渴與激情、文化的焦慮和思想的真空，構成一幅十分奇特的圖像。

　　從現階段中國和西方民間情緒的表現方式來看，有兩個共同特點：一、關注自我多于傾聽對方；二、情緒多于冷靜(抑或通過沖突走向冷靜)。既然這樣，如何將中國和西方日常分歧背后的民族心理因素提升到思想的高度展開對話，顯然已日益顯出其重要性。而這樣的任務顯然必須訴諸雙方的思想家。

　　從操作層面上看，中西方分歧的眾多議題既須分開，又須整合。所謂分開，即眾多議題仍須交由雙方展開外交層面的博弈；但雙方思想家則必須站在共同的高度，審視并梳理雙方民間情緒及其背后的歷史和文化深層因素，從中提煉屬于人類共同的智慧。

　　為此，從現在起，應該有機構或人士以民間或半政府的方式出面張羅此事，其中首先是在中西雙方物色一流的思想家，然后組建固定、長期的中西方思想對話平臺；重要的是須重視媒體，通過媒體將思想家的對話延伸、擴展到雙方民間，形成長期效應。

　　若能從現在起就重視這一工作，假以時日，不但可減緩因中國崛起而帶來的東西方摩擦，而且還能借中西方思想對話提升雙方認知和共同智慧，使中國崛起成為向人類精神寶庫提供貢獻的重要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