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6日電 香港《大公報》日前刊出署名文章說，經濟高增長同時，越來越多的難題呈現，國民收入“一次分配”問題就是關鍵。“一次分配”是極其重大而復雜的難題，政府一直十分關注。解決問題的方法，在于打出組合拳：理論上有效調整，手段上組合出擊，此難題可解。

　　文章摘編如下：

　　經濟高增長同時，越來越多的難題呈現，國民收入“一次分配”問題就是關鍵。

　　其一，我國收入差距過大。國際勞工組織發表三十六個國家資料，城鄉人均收入比大都小于1.6，只有三個國家超過2，中國是其中之一。

　　其二，收入差距拉大速度最快。我國從收入最平均變成差距最大國家只用了二十年，基尼系數1984年為0.24，2004年為0.47，二十年翻了一番。

　　其三，勞動報酬占GDP不足四成。援引九三學社中央數據，我國居民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

　　其四，貧富差距過大。10%最高收入和10%最低收入群體的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3倍，為世界第二。

　　其五，工資收入在生產要素中比例過低。不到企業運營成本的10%，遠低于發達國家的50%。

　　其六，壟斷行業差距巨大。2008年，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煙草等行業平均工資，加上工資外收入和福利待遇，是其它行業的5至10倍。據國資委統計年報，2005年排名前四十家的企業，平分了6000多億央企利潤的95%。其中石油石化、冶金、通信和電力十二家企業的利潤都超過了100億。

　　其七，行政權利獲得大量額外收益。據有關資料，2004年全國公款吃喝3700億元，公交車消費3986億元，公款出境旅游2400億元，公款賭資外流2000億元，合計12086億元，占當年稅收(不包括關稅和農業稅)的47%，遠遠高于國防開支。

　　其八，居民、企業和政府收入失衡。三者收入比重1998年為68.6：13.9：17.5，2003年為61.8：15.1：23.1，政府上升5.6個百分點，企業上升1.2個百分點，居民下降6.8個百分點。

　　我國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大，但從2004年開始卻出現了“民工荒”、“技工荒”，即稱為“用腳投票”的奇特現象。國家《勞動合同法(草案)》課題組組長常凱教授指出，這是一個悖論。其基本原因在于勞動力價格過低，這與勞動力價格的經濟學理論有直接關系。

　　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陷入怪圈”，收入分配不均是“經濟怪圈”根源，一語中的。試想，若沒有2.5億勞動者辛勤勞作，沒有國企工人和農民工付出，哪來的“中國經濟奇跡”？偏差的結果，是一些勞動者沒有合理分享經濟發展成果。

　　“勞動力價格理論”出現了“向資本傾斜”的偏差。一些經濟學理論特別鐘愛“資本決定論”，過分神化市場調節，政府的必要調節被攻擊為“權力干預市場”等等。老板觀念成為主流，社會群體過多傾向于以財富來劃分，極不正常。價值觀也以崇拜財富為標準，皆成為前述問題的理論及社會根源。

　　組合出擊難題可解

　　“一次分配”是極其重大而復雜的難題，黨和政府一直十分關注。黨的十二大以前強調按勞分配；十三大提出“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并存”；十五大提出“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十六大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解決“一次分配”不公問題出路在于打出組合拳：

　　其一，可參考國際經驗。挪威、意大利、丹麥、英國、加拿大、希臘、日本、德國收入差距比較合理，他們的作法以及歐洲福利社會作法，都值得參考。

　　其二，優化政府引導。僅靠市場調節不夠，公權力必須介入，前提是公權力必須清廉。可參考新加坡、香港經驗，以“德主刑輔”方式解決。

　　研究表明，政府政策的公平取向越強、對收入分配干預強度越高的國家，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幅度越小，北歐很典型；相反，則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幅度越大。美國很典型。

　　其三，推進稅收改革。如個人所得稅要改變中低階層占總額65%以上、而高收入者僅占30%的不合理狀況(美國10%最高收入者占總額80%)；如對企業課以專項暴利稅；如適時開征遺產稅，世界上100多個國家開征此稅。

　　其四，建立國有資本收益收繳制度，限制企國資本自由定價、支配權。

　　其五，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變社會保障、公共衛生等投入占GDP比例世界倒數第一的狀況。

　　其六，加速推進第二、三次分配體系。發達國家慈善捐贈總量占GDP的3─5%，我國只占0.1%，且80%來自海外。(陳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