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4月16日電 臺灣《工商時報》16日刊出社論說，“一個臺灣，兩個世界”的收入差距懸殊現象，不只是社會問題，也是經濟問題。除非將逐漸消失的中產階級重新恢復壯大，否則兩極化現象將使臺灣置于岌岌可危基礎上，為此需要一步一腳印去做，包括官方、企業及個人，各方面都能盡其在我。

　　文章摘編如下：

　　詩圣杜甫在其“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詩中有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描述的是唐朝當時貧富差距懸殊現象。

　　觀諸現今臺灣社會，媒體報道許多高級餐廳食客盈門，非事前訂位還一座難求；然而年初寒流來襲時卻有游民凍斃，果真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昨日媒體也報道一個貧窮媽媽，電話費無力支付被停話，又因與鄰居不熟不敢借電話，抱著急癥幼子走三公里路至臺中榮總求醫，到達時孩子已經氣絕身亡，雖與杜甫詩中“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死因有所差異，但都因赤貧所致，令人不勝欷吁！

　　“一個臺灣，兩個世界”的收入差距懸殊現象，不只是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除非將逐漸消失的中產階級重新恢復壯大，否則兩極化的現象將使臺灣置于岌岌可危的基礎上，這在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務中已被確認，毋庸多加贅述，民眾不僅應該重視，還要盡速有所行動。我們不敢冀求一夜之間就把多年來的沉痾徹底革除，而是希望“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一步一腳印去做，包括“政府”、企業及個人，各方面都能盡其在我。

　　在“政府”部門方面，“政府”支出的“濟弱扶傾”，最能發揮經濟學的“乘數效果”，因為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最大。以2008年的消費券發放為例，發放給窮人，立即會全數被消費；發放給富人，很可能只使用其中一部份，其余被當成收藏品，或以消費券作為現金消費的代替品。此外，窮人所消費的都是生活必需品，大都為本地產品，產業關聯效果較高，對提振經濟及促進就業的貢獻較為顯著。富人消費結構中，舶來品比重較高，對提振本地的生產和就業效果較低。因此，賑濟社會弱勢貧困族群，不單是社會救助行為，同時兼具提振內需、促進臺灣內部生產和就業的多重作用。

　　另外，“政府”支出也應當有更合宜的規劃。例如，每年的跨年晚會，施放煙火不但是燒錢浪費，更與“節能減碳”的政策背道而馳。每年元宵節的燈會，各個地方政府幾乎無不鋪張舉辦，宛如散財童子。但其中有些地方政府是“打腫臉充胖子”，有錢放煙火、點花燈，事后卻為其財政狀況哭窮，這種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做法，殊不可取。

　　雖然我們提倡積極“濟貧”，但并不表示我們強烈主張以“劫富”方式維持社會公平。然而，我們也知道，在社會金字塔頂端的高凈值者并非是社會上繳稅比例最高的族群。其中有部分人士以各種合法的避稅工具，使其稅負與收入不成比例。也有部分人士擁有天價的財富(股票、不動產、古董、珠寶等)，卻因不急于變現，所以也無需承擔較高的收入稅負。因此整個經濟社會的稅負，即由薪資收入者承擔相對上偏高的比重。面對如此現實，“政府”應就收入稅制進行大刀闊斧修改，并對財產增課財產稅。這些措施，于高凈值者只是九牛一毛，但對稅收的改善及社會公平的提升，卻能產生極大的功能。

　　至于企業界，更應發揮其社會責任，以從事公益活動取代華而不實的營銷支出。同時，“員工為企業之資產”不該只是一個口號，而應確實落實。目前臺灣已有少數企業，正朝這個方向進行：例如報載某企業集團，舉凡員工入股、員工分紅、員工參與重要決策等，都已行之有年，且效果卓著。

　　一個能普遍把員工當成企業資產、給予員工合理報酬與適度尊重的社會，才能使中產階級得以壯大。沒有堅實壯大的中產階級，社會上貧富差距會日益擴大；社會的貧富差距越大，資本家與勞工間的對立就越嚴重。員工沒有向心力，企業就別奢談競爭力。因此，企業領袖們不要盡在1.5代健保或2代健保的雇主負擔、產業創新條例上租稅高低等方面，錙銖必較，而應多為社會公益及員工權益盡點心力。

　　至于升斗小民的一般社會大眾，也可以效法今年《福布斯》亞太杰出善心人士陳樹菊女士。雖然自身經濟環境不佳，但省吃儉用，積小錢成大錢，先后捐款給佛光學院與母校仁愛小學各100萬元新臺幣，年前又把畢生積蓄450萬元新臺幣捐給母校，作為興建圖書館經費，自己卻孑然一身。另外報載還有一位殷老先生，自己孩子讀書需要助學貸款，但念及還有更窮的人，因而每年捐款給家扶中心，卻又不愿領取收據。這些行善不欲人知的實例，讓臺灣社會充滿人性的光輝。

　　總而言之，“一個臺灣，兩個世界”的收入差距懸殊現象，雖然已經形成，但全體民眾應該正面以對，采取行動。特別是“政府”部門，應該分別由財政收支、收入稅制、財產稅制等方面著眼，重新檢討，采取有效改善對策。“朝野”兩黨更不能滿腦子選票考量，一再通過違背公平正義、擴大貧富差距的法律。再加上企業部門及一般社會大眾自動配合，如此多管齊下、各盡其責，終能使中產階級重新壯大，重建安和樂利的社會，也才能提升臺灣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