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三聯書店樓上的咖啡館等人，突然來了幾個穿“制服”的藝術家。年齡四十上下，個個長發須，動靜極大，如入無人之境，頗有氣概。

　　為首的老兄坐定之后，開始大談電影。他說話極像牧師布道，似乎句句都是真理。涉及到人名時決不帶姓，經如把陳凱歌叫“凱歌”，張藝謀叫“老謀子”，讓周圍四座肅然起敬。

　　他說：那幫年輕人不行，一點兒苦都沒吃過，什么事兒都沒經過，能拍出什么好電影？接下來他便開始談“凱歌插隊”、“老謀子賣血”。好像只有這樣的經歷才叫經歷，他們吃過的苦才叫苦。

　　我們的文化中有這樣一種對“苦難”的崇拜，而且似乎是獲得話語權力的一種資本。因此有人便習慣性地要去占有“苦難”，將自己經歷過的自認為風暴，而別人，下一代經歷過的又算什么？至多只是一點坎坷。

　　在他們的“苦難”與“經歷”面前，我們只有“閉嘴”。“苦難”成了一種霸權，并因此衍生出一種價值判斷。這讓我想起“憶苦思甜”，那時候總以為苦在過去，甜在今天。誰又能想到“思甜的”時候，我們正經歷一場劫難。并不能講年輕的一代就比年長的一代幸福。誰都知道，幸福這種東西并不隨物質一起與日俱增。我不認守在電視邊、被父母鎖在屋里的孩子比陽光下揮汗收麥的知青幸福。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問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惱，沒什么高低之分。對待“苦難”也需要有平等精神。

　　西川有句詩：烏鴉解決烏鴉的問題，我解決我的問題。帶著這樣一種獨立的、現代的精神，我們去看《北京雜種》，就能體會到張元的憤怒與躁動，我們也能理解《冬春的日子》中那些被王小帥疏離的現實感。而《巫山云雨》單調的平光和《郵差》中陰郁的影調，都表現著章明和何建軍的灼痛。他們不再試圖為一代人代言。其實誰也沒有權力代表大多數人，你只有權力代表你自己，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這是解脫文化禁錮的第一步，是一種常識，更是生活習慣。

　　所以，痛苦在他們看來只針對個人。如果不了解這一點，你就無法進入他們的情感世界。很多時候，我發現人們看電影是想看到自己想象中的那種電影，如果跟他們的經驗有出入，會惶恐，進而責罵。我們沒有權力去解釋別人的生活，正如我們不能喜歡赫爾措格的一個片名《侏儒也是從小長大的》。沒有那么多傳奇，但每個人長大都會有那么多的經歷。

　　對，誰也不是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我開始懷疑他們對經歷與苦難的認識。

　　在我們的文化中，總有人喜歡將自己的生活經歷“詩”化，為自己創造那么多傳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難，經歷曲折離奇才算閱盡人間。這種自我詩化的目的就是自我神化。因而，我想特別強調的是，這樣的精神取向，害苦了中國電影。有些人一拍電影便要尋找傳奇，便要搞那么多悲歡離合，大喜大悲。好像只有這些東西才是是電影去表現的。而面對復雜的現實社會時，又慌了手腳，迷迷糊糊拍了那么多幼稚童話。

　　我想用電影去關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緩慢的時光流程中，感覺每個平淡的生命的喜悅或沉重。“生活就像一條寧靜的長河”，讓我們好好體會吧。

　　北島在一篇散文中寫到：人總是自以為經歷的風暴是唯一的，且自諭為風暴，想把下一代也吹得東搖西晃。

　　最后他說，下一代怎么個活法？這是他們自己要回答的問題。

　　我不知道我們將會是怎么個活法，我們將拍什么樣的電影。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個空洞的詞——我們是誰？

　　我只知道，我不詩化自己的經歷。我不詩化自己的經歷。

　　(摘自新西蘭中文《先驅報》 文/賈樟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