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0日電 《香港商報》10日刊出文章說，在今年兩會前后，把中國大學教育與國足相提并論，討論它的未來前景，起因是導彈之父臨終前的“錢學森之問”——中國大學為什么培養不出有創造力的科學家？這樣的討論不僅關系高等教育，更關乎國運興衰。改革大學行政管理體制對國家繁榮發展的深遠意義毫不遜色，關鍵要看管理部門的勇氣、決心和執行力。

　　文章摘編如下：

　　在今年兩會前后，把中國大學教育與臭名昭著、腐爛不堪的足球相提并論，討論它的未來前景，起因是中國導彈之父臨終前的“錢學森之問”——中國的大學為什么培養不出有創造力的科學家？這樣的討論不僅是關系中國高等教育，更是關乎國運興衰。

　　教育大躍進非一無是處

　　大學教育存在的問題與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一脈相承：繁榮景象下日益突出的教育結構失衡，家庭支出陡增，腐化滋生，學術道德失范，教學質量下降，學生就業困難，這些問題廣受大眾詬病。

　　迫于民眾的呼聲和問題的嚴重程度，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動。教育部公布了2010至202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十年規劃綱要》草案廣泛征求民意。綱要提出了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案，但很少提供如何實現目標的細節。

　　很多人把大學教育問題歸結為起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的教育大躍進。其因有三：

　　一是如此重要且影響深遠的公共服務選擇了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學費急驟上漲，已經遠遠超出普遍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

　　二是為提高升學率和緩解當前就業壓力，各地紛紛展開了大學城建設競賽，大學招生數量迅速擴大，但師資和經費投入卻沒有跟上，凡新建了校區的大學背負著幾億到幾十億不等的巨額債務。

　　三是大學的升格和合并浪潮，大學不僅牌子要大，而且規模要大。于是技校改為職業技術學院，專科升級為本科，行業或專業性院校并入綜合性大學，大學之大已趕超世界平均水平。可在世界大學排名中，中國內地頂尖學府的排名卻每況愈下，與香港僅有的幾所大學形成鮮明對照。

　　公平地看，教育大躍進并非一無是處。它迅速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入學率，緩解了快速工業化時期專業人才短缺的突出矛盾，提高了勞動力人口的質素，為未來建立公民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長遠發展戰略也需要高度重視和解決國民質素低下問題。

　　因此，采用非常規手段迅速發展高等教育亦無可厚非。大學教育存在的問題果真是教育大躍進造成的嗎？其實不然，如果沒有各地大學城的建設，這些問題一樣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只是教育大躍進使這些問題更加突出和擴大。

　　官僚化行政管理阻發展

　　那么，造成中國大學學術不振、弊端叢生的根本原因何在？日益嚴重的官僚化行政管理體制才是阻礙大學創造能力和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

　　它有四種典型的表現：一是各級大學的管理部門都有與政府部門相對應的行政級別，大到副部級，小到副科級一應俱全。二是學校的管理機構日益龐大，一個3000員工的學校，行政人員過半，大有與政府衙門看齊趨勢，有限的教育投入變成了吃飯財政，教學科研投入當然大打折扣。三是學術資源被行政部門控制，難以高效率地轉化到教學科研第一線。約占GDP 2%的教育投入雖然達不到4%的國際標準，可每年增長的教育投入卻沒有發揮應有效力。四是仕而優則學，大多數有潛質的學者做了行政領導，成天忙于有意義和無意義的行政事務。但他們可以利用手中控制的資源，指揮他人完成學術研究，做到名利雙收，學問則沒有多大長進。更不幸的是，這已經成為大學的普遍生存之道。

　　知識分子當以科學與理性為旗幟，保持獨立性和批判性為準則，追求真理和開啟民智為己任。然而，大學僵化的行政管理體制必然會產生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和裙帶主義，強化大學功利化取向。身在象牙塔里的學者本應專心授業解惑和學術研究，但如今衣冠楚楚的知識分子追名逐利，甚至腐化墮落和道德淪喪者并不少見。長此以往，學術環境日益惡化，創造能力低下也就勢所必然。

　　改革大學行政管理體制，當然不需要像上世紀60年代一樣，在大學來一場可怕的極左運動，也不可能像劍橋和牛津一樣為了學術獨立故意蔑視和疏遠政府。只需要取消大學的行政級別制度，裁撤臃腫的管理部門，減少教學和科研活動的行政干預，制訂更高的職業準入和退出標準，由德高望重的教授委員會規劃和監督學校的業務活動，就能夠還大學一個干凈、清靜和有活力的學術環境，才能夠重建曾經有過的學術繁榮和創造能力。

　　解決這個問題困難嗎？相對于行政管理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它來自利益集團的阻力和造成的社會震蕩要小得多，但它對國家的繁榮與發展所具有的深遠意義卻毫不遜色。關鍵要看管理部門的勇氣、決心和執行力。(許晶華 華南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