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實習生過勞死案”拷問日本外國研修制度

　　7月2日，日本有關部門認定，一名中國技能實習生因長時間勞動造成過勞死，屬于工傷事故。近年來，關于在日外國研修生的丑聞頻頻見諸媒體，此次事件再度引發了日本社會對于外國研修生制度的拷問。

　　日本首次認定外國實習生過勞死

　　2008年6月，在日本茨城縣潮來市金屬加工公司工作的中國技能實習生蔣曉東因心力衰竭在公司宿舍死亡，時年31歲。蔣曉東的親屬認為蔣的死因為過勞，并在去年8月向茨城縣鹿島勞動基準監督署提出了工傷事故認定的申請。因為外國研修生過勞死問題而提出工傷事故認定申請，這在日本屬于首例。經過近一年時間的調查，茨城縣鹿島勞動基準監督署最近認定蔣曉東的死亡為過勞死，屬于工傷事故。這是日本首次認定外國實習生在工傷事故中過勞死。

　　2005年，蔣以研修生身份來到日本，雖然法律規定研修生不能加班，但蔣每個月仍被要求加班長達100小時。第二年獲得實習生身份后，蔣每月加班達到了150小時，最多的時候甚至會超過180小時，連續每天早上7點半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9點左右。在如此高強度的勞動下，蔣一個月卻只有兩天的休息時間。不堪重負的蔣在生前曾向中國的家人打電話訴苦“加班太多，非常疲憊”。

　　據蔣曉東案的代理律師介紹，在沒有聯系上死者親屬的情況下，外國研修生的工傷事故案申請認定十分困難。情況往往是，在國內的親屬并不了解研修生在日本的實際工作生活狀況，所以大多數人被逼無奈只能忍氣吞聲。蔣曉東的案子是其在日留學的親屬費盡周折后才找到律師商談的，親屬從遺物中偶然發現了蔣曉東的工作時間卡，因此勞動時間過長的事實才真相大白。而此前，日方公司提供的工作時間卡上記錄的每月加班時間竟然不到20小時。

　　外國研修生死亡率是日本人的2倍

　　蔣曉東案并不是特例。近年來，日本頻頻曝出有關外國研修生的丑聞。1998年8月，千葉縣銚子市爆發了榨取中國研修生工資事件。219名中國研修生在繁重的勞作中，每月僅獲得3.6萬日元(約合人民幣不到3000元)的報酬。食難飽腹的研修生們終于忍無可忍，靜坐抗議，由此揭發出了銚子市“全國生鮮食品羅杰士迪庫司協同組合” 理事長鈴木進、理事鳩田晴美合伙侵吞研修生血汗錢1億多日元(約合人民幣800萬元)的特大榨取案。1999年11月，茨城縣鹿島郡的46名中國研修生由于忍受不了對其人格的污辱，向媒體揭露多次被日方雇主處罰下跪的悲慘遭遇。2006年7月，一名外國女研修生因無法忍受日本上司的性暴力，逃入東京外國人入管局尋求庇護……

　　目前，日本共有超過20萬名外國研修生、實習生，其中80%來自中國。他們中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況令人擔憂——拿著遠遠少于日本人的工資，卻干著最臟、最累、最危險的工作。根據日本國際研修協力機構的統計，從1992年到2008年，共有212名外國研修生在日本死亡，其中，過勞死被認為是最主要的死因。外國研修生的年齡一般在20歲到30歲之間，外國研修生的死亡率是同年齡段日本人的2倍。

　　事實上，日本的外國研修生問題早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美國國務院在《全球販賣人口問題報告》中曾經多次批評日本政府“執法意識嚴重欠缺”，指出日本接收研修生、技能實習生的行為實際上屬于驅使奴隸般的“強制勞動”。今年3月底4月初，聯合國移民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豪爾赫·布斯塔曼特就日本外籍勞工權益的批評更是將研修生制度推上了風口浪尖。他在對日本的訪問中點名批評了日本的研修生制度，稱該制度的目的是為了剝削廉價勞動力，使外國研修生“在其言論、活動、身心健康權利遭到侵害的條件下勞動”。 為此，豪爾赫建議日本政府取消這個制度。

　　外國研修生制度做出重大改革？

　　在號稱實行民主制度的日本，外國研修生的權利為何被踐踏至此呢？“研修生”與“研究生”只有一字之差，聽起來也比“外來勞工”要體面得多，但他們扮演的角色真的是來日本從事研究和接受培訓嗎？

　　日本法律規定，日本企業不得雇用普通技能的外國人。于是為了解決勞動力嚴重不足的問題，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種變通的做法，即以通過技術轉讓幫助發展中國家培養人才為名，于1990年6月創立了面向外國人的“研修制度”。3年后，日本法務省又出臺了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有專家認為，盡管研修生在名義上被稱為學習先進技術的“受培訓人才”，但實際上他們在日本扮演著勞動者的角色。更慘的是，這些人從事勞動卻沒有勞動者的身份，因此也就不能得到相關勞動法律的保護——這種身份的錯位就是外國研修生們在日本面臨的最大問題。

　　“外國研修生們在日本勤勤懇懇地工作，為什么要遭受如此不公的待遇？”“外國研修生制度根本就是現代的奴隸制度！”在日本有識之士的呼吁和國際社會的壓力之下，日本政府內部在經過數年的討價還價后，新近修訂了《出入境管理法》。根據規定，今年7月1日之后抵達日本的外國勞務人員都不再稱為“研修生”，而是在接受日語培訓后直接成為“技能實習生”，獲得勞動者的合法身份，受到“最低工資法規”等相關法律的保護，雇主須與他們簽訂雇用合同。新法案還加強了對中介、雇工企業的約束和懲罰措施。然而，面對這個新政策，很多人權律師、民間團體和工會組織卻并不滿意。他們認為這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只要不從根本上廢除研修和技能實習制度、光明正大地引進外籍勞動力，類似的侵權事件還會繼續發生。一名叫做安田浩一的日本記者說，外國研修生、實習生為了繳納來日保證金，往往在來日之前就已經債臺高筑。如果他們在日期間沒能使日本的企業主滿意，或是參加了維護自己基本權利的抗爭，如：參加工會、向勞動監督部門反映雇主的違法行為等，一旦被告到本國送出單位，他們的保證金就會被扣除。“如此一來，即使在新制度下，他們仍然會保持沉默。”(記者 毛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