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海歸”，她辭去了外企的工作，當起了小小的居委會主任。留學時，她受到過當地社工的熱情幫助，并學到了一整套社區工作的理念。如今，她試圖把這種理念引入中國的社區，卻遭遇了不小尷尬，甚至不得不“妥協”——

　　在許多居民眼里，張靖更像個外企的女白領。上班前，她總是涂上精致的口紅，穿上黑白套裝，再戴上名牌的手表和首飾。

　　但是，當選居委會主任以后，她還得再戴上顯眼的“治安巡邏”紅袖章，才與這所建于上世紀50年代的紅磚瓦社區協調起來。

　　作為居委會主任，這名40歲的時尚女人，每天都在和雞毛蒜皮的事打交道。鐵道部第三住宅區所有的大小事全歸她管。比如給居民發放防疫手冊，制作“愛護社區、人人有責”的海報，或者勸慰被失業的兒子氣得直哭的老太太。

　　作為一名“海歸”，她深知這份中國特色的“社工”工作，與自己在國外學到的完全不同。

　　半年前，張靖當選這個社區的居委會主任。778名投票者中，有747名把票投給了她。從那一刻起，這名女“海歸”所做的一切，就是把自己在日本讀書時接觸到的社工理念，引入到中國的社區里來。

　　在日本拓殖大學讀書時，張靖親身體會過當地社工組織的有效。那是1997年，這個已經在北京某大國企工作了7年的嬌嬌女，為了追隨老公，辭職來到日本留學。在那里，她經歷了“從云端到地獄”的日子，生活艱苦，打工1小時才能賺49元人民幣。每天回家她都對丈夫抹眼淚。

　　是當地一個社工組織幫助了她。這個名叫“公民館”的社工組織，致力于幫助初來乍到的外國人習慣當地生活。逢年過節，公民館的社工們還組織外國、本地居民一起包餃子、吃月餅。在日本，幾乎每個縣城都有類似的組織。

　　與張靖配對的社工是一個姓藤原的日本女人。藤原來自一個富裕家庭，每天的生活無非是澆澆花、喂喂魚。她與其他公民館的社工一樣，都是響應政府號召，自發報名、免費服務的。每個周末，藤原都會不厭其煩教授張靖簡單的日語，還告訴張靖該怎么穿和服，怎么做日本點心。

　　偶爾，張靖還會收到藤原女士帶來的小禮物，畫著可愛的笑臉。在她的幫助下，這個嬌氣的中國女人很快走出陰影，適應了當地生活。

　　這一切讓張靖念念不忘。2003年，她回到土生土長的北京參加工作，眼前的一切讓她無法忍受。居民們都忙著炫耀家里有幾套房，可是小區里的垃圾箱蓋子丟了，幾個月也沒人修。鄰里之間冷冰冰的，形同陌路，甚至彼此為一點小事，能打得頭破血流。

　　對比日本的社工組織，張靖覺得中國的居委會制度很不完善，如果“每個人都去當社工，扎扎實實做一點事情”，就會好很多。

　　這個念頭在她腦子里揮之不去。2006年,張靖干脆辭去外企工作，決心“只做一個社工”。

　　經過筆試、面試，她獲得了一張北京市社區工作者職業資格證書，然后，按照分配來到月壇街道辦事處屬下的這個社區工作站，負責“社區宣傳”，也就是貼貼海報、看看網站。

　　居委會來了個“海歸”，這一下子引起很多人的好奇，不時有人來探聽她的消息。而朋友們也不理解她，嫌她的選擇是“有毛病”。

　　她發現，很難向周圍的人解釋“社工”這個詞的準確含義，人們對此都很陌生。到了后來，再有人問，她換了個中國式的回答：“在社區工作，可以照顧家庭。”

　　在辦公室待了兩年，她幾乎認識了這個社區的每一個人。半年前，社區居委會改選，她成功當選為居委會主任。

　　她搬進擁擠的辦公室，并開始認真踐行自己在異國他鄉接受的“社工”理念。這是由100平方米的民房隔成的4個辦公室中一間，每個屋子里，都擠得滿滿當當，三四張辦公桌上堆滿了文件。

　　“日本的社工，就是不端著，主動上門來跟我們交流的。”于是，她一上任，就開始四處推銷“社區的認同感”。每天，她先做好功課，了解居民的生活情況，然后按計劃上門探訪。

　　而在日本認識的社工森山老師也成了她的榜樣。森山每個休息日都要來公民館免費教日語，風雨無阻。每當外國居民對他表示感謝時，森山總會立正、鞠躬，嚴肅地說：“一切為了社區更美好。”張靖則堅持每天給行動不便的老人送報紙。從6號樓到29號樓，她一戶也不落。

　　偶爾，這些付出會有回報。社區里有位老太太，對居委會工作挺有意見。于是，張靖沒事就會帶著報紙去串串門，偶爾說說日本的新鮮事，“把自己當成她的閨女”。最后，老太太居然成了社區活動的積極分子。

　　不過，張靖很快發現，居民們并不是把她當作一個合格的社工，而是把她當成一個合格的“居委會主任”。“別的居委會主任哪管這事兒啊？”拿到報紙的大媽會這樣感慨。

　　“管我們的領導，人可好了。”小區里的人也習慣這么稱贊她。

　　這個滿腔抱負的新“領導”很快發現，她的“先進方式”一旦落到具體事情上，立即就“和傳統的居委會主任并無二樣”。

　　社區里，有一個包子鋪，每天早上開張的噪音總是影響到居民的睡眠。于是，張靖上門調解，又是苦口婆心的“安慰”，又是聲嘶力竭的“講道理”，結果依舊“吃力不討好”。

　　還有一次，一家住戶裝修，把垃圾扔在一樓樓道邊上。直到一樓居民終于感到“氣味難聞”，這堆長時間無人過問的垃圾，才“引起了注意”。最后，她又不得不親自出馬。

　　這些事情，都讓她想起自己在日本社區的見聞。那里幾乎人人都愿意當社工，即使分類垃圾箱掉了塊漆，都有人管，何況是裝修垃圾。

　　她心里揣著一大堆聽來的社工理念。比如，她覺得居委會的工作并不能“僅僅當成一份每月幾百塊薪水的工作”。相反，沒有經濟壓力、擁有愛心的免費社工才是社區服務最好的幫手。

　　然而，她也逐漸意識到，這并不符合中國社區發展的現狀。把老外的社工放到鄰里矛盾多發的中國社區，只怕也會手足無措。

　　社區里一個老大爺，由于衛生間的排氣扇問題，和鄰居鬧得不可開交，給居委會連續打無數個電話。張靖和居委會的工作人員經常絞盡腦汁，也不能說服罵紅了眼的矛盾雙方，“很少有人主動讓步的”。

　　偶爾，她會懷念日本整潔、優雅的社區氛圍。平時，鄰居們見面都會互相鞠躬，還會一起出去野炊。新搬來的業主往往會給隔壁、樓上、樓下的住戶們送送毛巾、和親手做的草莓蛋糕。

　　但是，回到中國的生活里來，這個中分卷發、帶著小資情調的女人，仍然得接受自己“居委會主任”這個現實無比的身份。

　　一開始，她甚至有個宏偉的抱負。在日本的時候，她發現當地的基層管理體制很特殊，既有自發的社工組織，又有選舉而成的自治委員會，成為社區建設的兩支中堅力量。

　　她曾想仿效這一點：在中國也把居委會和社區服務站分家，在基層管理機構之外建立中國式的社工組織。

　　但這個想法暫時被擱置了。盡管才短短半年，這位“海歸”居委會主任已經飽受現實的磨煉。她覺得，這主意“違背了現實的社會規律，觸及了很多人的利益”。

　　她把心思放在更細小的事情上。比如吸收回國人員來居委會做社工，免費給小區里的居民做文化講座，給小孩子當外語家教。她還計劃過，給社區居民開設日語班，免費教學。不過，這些目前還停留在腦子里，沒來得及實施。

　　半年之前雄心萬丈的她，已經學會把許多大道理偷偷藏在心里。不過，她不覺得這是自己的“妥協”，她覺得“這叫做適應環境，只有適應了環境，遵循客觀規律，才能把工作做好”。就連印名片這樣的小事，她也考慮半天，拒絕了，理由是，“在集體里不好突出個人”。

　　如今，張靖不再開口閉口提“社工”這個概念，也不再反復提及她的理念。相反，她下決心讓自己獲得“居委會大媽的心態”。以往頗有點清高的辦公室女郎，如今在社區里見到人，總是很主動地上前喊大叔、大媽、大姐，嘴甜得很。

　　這名“海歸”居委會主任，正變得越來越本土化。不過，她忍不住悄悄透露，她還在計劃一套新型的方法，但畢竟上任時間短，“不能承諾什么”，要等到時機成熟，才能探索出一條新路子。(實習生 周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