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11日電　日本《中文導報》8月11日刊發署名文章說，日本的國政選舉四年一次，尤其是這次眾議院大選事關政權交替的歷史性關頭，充滿了變動和不測。在日華人置身這樣的社會現場，除了借此深入了解日本的政治體制和政治運作以外，更可以從中提升自我的權利意識和參政意識。

　　文章摘錄如下：

　　在日本，對于大多數沒有獲得參政權的外國人來說，日本的選舉，無論是國政選舉還是地方選舉，都是身外之事——熱鬧是別人的，與自己了無關系。日本迄今對外國人獲得選舉權、擔任國內公務員等問題，依然實行國籍條項，即以擁有日本國籍為前提。為此，在日外國人每次面對選舉，內心多少會有苦澀和不滿之感。

　　在日華人擁有外國人普遍的心理感受，除了十余萬已經取得日本國籍的華人外，80%以上持中國國籍的在日華僑成不了選民，自然無法對日本的政治直接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心聲。但是，這不意味著在日華人可以放棄對政治的關心、對參政可能性的探索、對提升社群整體參政意識的努力。

　　在日華人已經成為外國人社會中的最大勢力。隨著在日時間的延長、社群規模的擴大、生活根基的牢固、社會地位的上升，華人必然會出現爭取政治權利的要求。在日本，少數族裔在增加、亞流文化在擴展、民間社會在成長、國際化腳步在邁進，這一切都會推動外國人為自己尋找利益伸張者、權利維護方、政治代言人。在日本持續十年以上的永住外國人爭取地方參政權運動，就是頗具代表性的民間政治運動。

　　在日華人一貫注重生活志向，第一代華人更以落地生根、安居樂業為主要訴求，有機會、有能力、有勇氣直接參加競選的華人可謂鳳毛麟角。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真正宣布出馬參加政治競選的日籍華人屈指可數，但他們卻為華人在日參政、從政積累了經驗、提供了坐標。1980年，邱永漢以無所屬身份競選參議員，落選；1998年，余志遠作為體育和平黨的候選人競選眾議員，落選；2000年，梅蘭作為社民黨候選人競選眾議員，落選；2004年，蓮舫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競選參議員，當選——戰后日本國會出現了第一位華裔議員。以上幾位華人的挑戰之舉，無論成敗，都在華人參政史上留下了印記。

　　在本屆眾議院大選中，雖然尚未出現華裔候補，但無論是作為有權者的華人，還是更大多數的華僑，依然可以通過選舉實戰來感受、體驗、提升參政意識。廣義的參政意識，除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以外，應該包括個人對社會政治的關心、對社群利益的維護，通過各種交流渠道、在各種社會層面表達自己的立場、觀點、意見的勇氣和能力，更包括為爭取政治權利而付出的不懈努力。

　　多年來，在日華人在經濟生活、文化活動、社會交流各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不乏堪與日本人比肩，甚至讓日本人稱羨的喜人成果，但華人在議政、參政、從政方面，依然處于缺席狀態。這當然與日本的單一民族國家傳統和政治保守主義有關，日本在可以看得見的未來還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出現外來族裔的總統和政治家，也不會接納象趙小蘭、駱家輝、朱棣文那樣的華裔部長、大臣；但另一方面，這也與在日華人參政意識淡薄、沒有在爭取參政權上形成自主立場和統一聲音、更沒有發展出孜孜以求、鍥而不舍的行動有關。政治權利從來不是天上掉餡餅，沒有努力、沒有實踐、沒有挑戰、沒有奉獻，就難以摘取天邊的彩云。

　　許多華人和外國人在日生活、工作，履行稅賦責任，為社會做出貢獻，更獲得了相應的住民權。所謂“住民權”的內涵，不僅指平等擁有勞動和工作權利、享有社會福利保障權利，也包含著參與地方政治生活的權利，特別是住民投票權。在日本，永住外國人迄今擁有的住民權是殘缺的，不完整的。永住外國人沒有住民投票權，某種意義上依然是日本社會的“局外人”。

　　這樣的社會狀況必須打破，每一次選舉都是一個契機。選舉的直接成果是決定當選人，深遠意義則是提升社會政治意識。外國人爭取參與地方自治體政治生活的權利，已是持續多年的老話題。最高裁判所早1995年就明確釋法，為“永住外國人獲地方選舉權違憲論”打上了休止符。

　　日本雖是民主社會，但外國人爭取權益的每一步仍是艱難的。從這個意義出發，關注國政選舉，提升參政意識，需要每位在日華人從身邊做起。也許，突破口就在選舉的前方，希望就在每個人的手中。(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