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2日電　據日本新華僑報網站報道，“說出來您別笑話我，我現在每個星期有兩天下班以后還要去打一份工。有的時候，星期六、星期天也會去打一份工。”一名在日華人員工與記者隔桌而坐，他手握著茶杯，輕輕地說著。

　　“憑勞動掙錢，憑自己的雙手和汗水掙錢，為什么要笑話你呢。能告訴我在打什么工嗎？”記者這樣問。

　　他顯得有些不好意思，躊躇了一下，讓人不易察覺地嘆了一口氣，說道：“下班后去打的是情人旅館的清掃工，晚上6點半到11點半，還可以多打一會兒的，但因為要趕末班車，也就只好打到11點半了。星期六、星期天打搬家工。當然，現在要打工的人多，也不是每個星期六和星期天都有工可打，要等公司的事先通知。”

　　這名在日華人員工今年47歲，在一家有60多名員工的汽車零件制造公司工作。從身份上來講，是“正社員”；從職稱上來講，是“技術職”，當然這一切都來源他的的學歷——在日本拓殖大學讀過4年書。

　　“沒有想到，會是這樣，我覺得自己好像又恢復了留學生時代那種勤工儉學的生活。可是，那時候年輕，心里也有奔頭，多干點覺得沒有什么。現在人奔著五十走了，體力比原來下降，有時真不知道這樣干下去什么時候才算個頭呢！”他的眉頭緊鎖，隨著說話頻率的加快，好像越鎖越緊了。

　　在日本社會，企業通常是不允許員工從事副業的。員工一旦被發現從事副業，大多是要被解雇的。但是，這場被稱為“百年不遇”的經濟危機，迫使日本企業改變自身的“鐵則”。大約從三個多月前開始，包括日產、富士通、東芝等一些著名大企業在內，都開始允許員工從事副業了。

　　這場源于美國金融風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沉重地打擊了日本的實體經濟。從去年秋季開始，他所在的汽車零件制造公司訂單越來越少，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老板整天“鐵青著臉”。以往的加班、假日上班都沒有了，工資也大幅減少。

　　“眼看著臨時工都被辭退了，我們這些‘正社員’，雖然是減了工資，但總算保住了飯碗。還有，咱畢竟是外國人啊，這個時候沒有把咱辭退，還有什么可說的呢。”他顯得很知足。

　　景氣在一點一點的恢復，速度好像比老牛拉破車還要慢一些。這是他的比喻，從這個比喻中可以看出一種焦急、一種期待。今年3月，公司接到的訂單開始增多了，終于可以加班了。不過，這個時候的加班是輪流制，大家輪換著來，“加班已經變成了一種恩惠”。

　　公司召開員工大會，老板放出話來，“在公司沒有什么工作的時候，有想到社會上再打一份工的人，公司可以幫助你介紹。這也算是公司對沒有加班費的一種補償吧。”

　　當然，他絕對沒有想到，當他舉起手來提出希望到社會上打一份工后，公司首先幫助他介紹的是一份周末、周日的搬家工。沉重的冰箱、電視、書柜、大床等，都要能夠一個人背起來就走，而且常常是不能利用電梯，走樓梯上上下下。“有一次，我背著冰箱，從樓梯上到五樓的時候，眼冒金星，最后是眼前一黑，倒在了地上。就這樣，我醒后還得叮囑其他搬家工，回去后不要對公司負責人講，因為這份工作也是得來不易的。”說到這里，他的眼眶濕潤了。

　　伴隨著景氣低迷，公司里面沒有加班了，每月的收入少了七、八萬日元。但是，家里的大兒子正在一所私立中學讀書，小兒子明年也要考中學了，同時嚷著要像哥哥一樣，也進私立中學讀書。“孩子們爭氣，要讀書，要讀好學校，當老爸的能說‘沒錢，去讀公立學校吧’，這話說不出口啊！有什么辦法呢，干吧！”這就是他的心情。

　　擔心自己的身體頂不住，他就想再找一份稍微輕松一點的工作。想來想去，他又回到自己留學生時代曾經打工的情人旅館，也算是舊地重游吧。還好，這家位于繁華街市澀谷的情人旅館，主人雖老還在，對他依然熱情，給了他一份清掃工。聽說他在星期六、星期天還在打搬家工，就勸他辭掉，到這里來打工。“這位老主人對我真的是不錯，夸我是一個優秀的留學生，是一個優秀的中國人，經常自己掏腰包給我買晚飯，星期六晚上還允許我睡在旅館里面，這樣，我星期天早上就可以多睡一會兒，干到星期天晚上再回家。人家這樣對待我，我能不給人家好好干嘛，說實話，我現在的勞動強度也不比搬家工差多少。”就這樣，每小時1020日元的工資，一個月也可以拿到八、九萬日元，還真的和過去的加班費差不多了呢。

　　“我跟您說一句實話，晚上在這個情人旅館干清掃工的一共有4個人，其中還有兩人和我一樣，白天是在公司上班的。與我不同的是，他們是日本人！”他的這番話，是對現實的一種反應？還是比較后的一種寬慰？記者難以下結論。

　　采訪即將結束時，他告訴記者，“最后，我想對對您說，我有不少在日本公司里面工作的中國人朋友。我知道，他們當中不少人現在也在做副業。當然，有的是在當家庭教師，有的是晚上到24小時便利店打工，有的是到拉面店打工。想想這些，我就沒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了。只是，這場經濟危機什么時候能夠結束呢？”

　　其實，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不應該過分拘泥于國籍。記者看到過一家人才服務公司今年3月對日本公司22歲到39歲的員工進行的一次問卷調查，受訪者中30.8%回答“干過副業”。2007年，該公司對40歲的日本公司員工也做個一項相同的問卷調查，受訪者中只有17.1%的人回答“干過副業”。這就是經濟形勢變化后帶來的變化。據調查，干副業的員工，每月平均多收入4萬2千日元，他們當中29.6%的人把這種收入用于家庭生活費。

　　在日本，華人員工“副業”忙。這既是為了渡過經濟危機，也是為生存和發展，是為了孩子，更是為了未來。(李殷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