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原著、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引起了香港文化界廣泛的討論。其討論的范圍，已不僅限于電影，而是提升到文化層次，并擴大到包括張愛玲小說的特色、風格和意義。

　　知名學者李歐梵看了三次《色，戒》，為的是研究張愛玲的文本，即《色，戒》電影劇本與原著的差別。李歐梵從《色，戒》文本讀出“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蒼涼。

　　劉再復在評論張愛玲代表小說的文章，特別提到張愛玲作品蒼涼感的始源。劉再復寫道：“張愛玲對世界是悲觀的，對文明是悲觀的，對人生是悲觀的。現實中的一切實有，成功與失敗，光榮與屈辱，到頭來都將化作虛無與死亡，唯死亡與虛無乃是實有。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張愛玲的作品具有很濃的蒼涼感，而其蒼涼感的內涵又很獨特，其獨特的意義就是對于文明與人性的悲觀。這種悲觀的理由是她實際上發現人的一種悲劇性怪圈：人為了擺脫荒蕪而造文明，但被文明刺激出來的欲望又使人走向荒野。人在拚命爭取自由，但總是得不到自由。他們不僅是世界的人質也是自身欲望的人質，說到底只是‘屏風上的鳥’、‘被釘死的蝴蝶’，想象中的飛翔畢竟是虛假的，唯有被囚禁和死亡才是真實的。”

　　《色，戒》中的王佳芝與他的同伴的集體被槍斃，是悲劇的下場，也是結局。死亡之前的一切努力、奮斗，不管是成功與失敗、榮與辱，都成了過眼的云煙，像“屏風上的鳥”、“釘死的蝴蝶”樣本，已失去生前的意義，呈現的是一種身不由己的死亡的靜止狀態！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非常強調張愛玲小說的歷史感，認為張愛玲是一個“忠實而深厚的歷史家”，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劉再復針對這一說法，認為張愛玲的代表小說《金鎖記》與《傾城之戀》等的精神特點，并不是它的“歷史感”，而是“哲學感”。

　　劉再復是第一個把張愛玲的小說提到哲學層面考究的人，別饒興味，他指出：“在本世紀中，張愛玲是一個逼近哲學、具有形上思索能力的很罕見的作家。浸透于她的作品中的是很濃的對于世界和人生的悲觀哲學氛圍。張愛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視力。當人們的第一視力看到‘文明’時，她卻看到‘荒原’；當人們看到情感的可能時，她卻看到不可能；而當人們看到不可能時，她卻看到可能。《傾城之戀》告訴人們，世界并非在‘進步’，而是在一步步地走進死寂的荒原。因為作為世界主體的人是自私的，他們被無窮盡的欲望所控制，這種欲望導致了人性的崩塌和愛的失落。只有到了‘地老天荒’、世界走到末日的時候，欲望才會與世界同歸于盡，人才可能重新發現和復活天性中的真誠。”

　　在《色，戒》中，王佳芝與敵偽特務頭子的微妙感情，在一般人眼中，是不可能發生的。無他，身份使然，一個是愛國熱血青年；一個是出賣民族利益的“漢奸走狗”。結果在小說(電影)情節的鋪展下，這段感情卻在不可能中而自然地發生了。這正是劉再復所說的，張愛玲具有作家的“第二視力”，當人們看到感情的可能時，她卻看到不可能—王佳芝原鐘情愛國青年領袖鄺裕民，這段感情卻因王佳芝第三者身份被擱置了；而人們看到不可能——王佳芝與敵偽特務易先生發生的感情，她卻讓它發生了。

　　劉再復以上的文字，均援引自他在二零零零年于嶺南大學主辦的“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的發言稿。在這次研討會上，劉再復與夏志清對張愛玲的評價曾作了一次學術交鋒，激起了一道道波浪和朵朵的火花。

　　倒是張愛玲的作品的悲劇性，是夏志清與劉再復取得相一致的觀點。(摘自香港《文匯報》；彥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