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獄中

　　去到警察局，楊麗隨即被審訊了一整天。她表示自己只是做一些簡單的接待工作，同時老板也不可能讓她這樣一名打工的學生知道真實情況。

　　“但是警察明顯不相信我的話，他們輪換了不少人來問我，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情況。而且由于害怕，我就騙他們說案發時我不在維也納，所以不清楚警方抓人的情況。”楊麗說，“他們提醒我不要隱瞞情況，不要包庇公司的老板和其他人，否則情況對我不利。”

　　其間，警察只給楊麗吃了一個漢堡，差不多到了下午5點多，警察們停止審訊，將她單獨關押到一個不足8平方米的小房間里，之前對其全身進行了詳細的檢查。次日一大早，警察又把她帶到另外一個地方關押，直到恢復自由，她就一直被關押在那座監獄里。

　　她說：“房間在四樓，大約八九平方米，有一扇小窗戶，僅有一張上下床，有一個小衛生間，但是不能洗澡，里面當時沒有人，我就選了睡在上床。”

　　當天有一名女法官來詢問楊麗，指出了她前一日說不在維也納是撒謊，她不得已承認自己說了謊話，并向女法官說明了情況。但女法官沒有作什么表示就離開了，這讓楊麗非常后悔自己為什么要說假話。

　　由于之前有了被關14天的思想準備，楊麗還帶了德語詞典和一本書，準備在里面堅持學習，“開始我還能堅持，總認為熬過14天就結束了。”楊麗說，“監舍的窗戶很小，但看出去只有一面墻，我每天都在數時間，之前12天一直沒有警察來提審我。后來每天放風一小時我都不想出去了，但是警察總是粗暴地把我拉下樓。”

　　其間又有一名奧地利女人被關了進來，她很少與楊麗說話。第12天上午，精神萬分疲憊的楊麗突然聽到樓下有被關押男女在喊叫，由于聲音很大，她突然沖動地拿起餐刀割手腕，“都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突然那樣做”。同房的奧地利人一邊搶她的刀，一邊按動警鈴，于是楊麗被警察迅速帶到監獄醫務室包扎傷口。

　　在隨后半個多月里，楊麗每天都被帶去換藥、吃藥，雖然后來手腕上的傷口好了，但是醫生仍然要求她吃藥，并且告訴她吃的是鎮靜藥物。割手腕之后，楊麗進入了一種精神失控狀態，每天都不想吃喝，不停地哭泣，有時候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站到窗戶前抓著鐵欄用中國話大叫“放我出去”、“我要回國”。

　　其間曾經有中國大使館官員來看望過她，安慰和鼓勵她要堅強，稱“大使館正在積極與奧方交涉”。監獄警察曾經允許楊麗打電話，她打給奧地利的中國朋友要來了一些衣服。

　　每天吃藥，讓她產生了抗拒心理，但是她拒吃、吐掉的方法都逃不過警察的監督。2004年9月中，醫生給了楊麗一種不同的藥，然后她就覺得情緒更加煩躁，控制不住自己的言行，多次爬到窗前大聲喊叫，嚇得同監舍的人不斷干涉，兩三天后就有警察來提審了。

　　奧地利《歐洲聯合周報》總編輯王敢說：“楊麗所反映吃了特別藥物的情況，很難核實，首先是很難取得服藥真實記錄，其次即使警察真的做了那樣的事情，現在肯定不會承認。”

　　監獄警察后來發現她的情況越來越不對勁，只好又把她送到醫務室住院治療，一直持續了10多天。其間楊麗被換了幾個病房，最多時房間里多達8人，她的情況時好時壞，糟糕的時候就會長時間趴在窗前，一直看著外面來往的汽車，“但是沒有人干涉我”。

　　“后來我多次申請參加監獄里的工作，但是監獄方面不答應，說我的情況不適宜參加勞動。”楊麗說，“一直到了10月底，我的身體情況有所好轉，監獄方面才答應安排我去工作，內容是用電動縫紉機縫監獄內部床單、圍腰布，洗滌警察衣服，制作圍巾以及各種工藝品。”

　　監獄的工作間在地下室里，沒有工作量規定，有規定的工資收入，而且有一些簡單的娛樂活動，到此時楊麗才注意到自己所處的監獄沒有高墻電網，環境非常干凈，而且每個月的花銷都有賬單。

　　從案發起，楊麗本人及朋友先后找過5名律師，有律師請求保釋，但是法官一直不同意，其間還組織過4次聽證，不斷重復調查同樣的案情。

　　2004年11月22日，在被關押4個多月后，法官終于來宣布楊麗可以辦理“取保候審”出獄，但同時扣押了她的護照，并規定其不能離開維也納，有情況必須向警察報告，并且必須隨傳隨到。

[上一頁]  [1]  [2]  [3]  [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