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相牽掛縮距離

　　俗話說“兒行千里母擔憂”，其實，父親也是一樣。兒子在清華附中讀書時，他的媽媽特意從日本到北京參加開學典禮，還坐在教室的窗根下旁聽了幾節課。我有一次專程從香港去開家長會。大清早，夜色蒙蒙中，我趕到了清華園。等到孩子所在的班出了宿舍，我悄悄地跟在孩子們隊伍后面，圍著大操場跑了三圈。我想，在他意外看到爸爸的欣喜中，一定能感受到“父愛如山”。生活在愛中的孩子才不會感到孤獨、迷失方向。

　　兒子到美后，電話與互聯網，成為了我們平日聯系的主要方式。

　　差不多每天我都與兒子定時通話。雖然孩子說話沒有什么正經樣，但父子間在玩笑中縮短了空間的距離。

　　兒子經常通過電腦傳來一些照片和影像，從康奈爾大學亞洲博物館珍藏的唐寅、齊白石名畫，到自己在阿爾卑斯山滑雪場飛馳的身影，使我身臨其境，了解到他的生活和所見所聞。

　　兒子每次重要考試前，我都要打越洋“起床呼叫電話”。這不僅因為我在家中以守時著稱，當“鬧鐘”比較可靠，更主要的是讓孩子知道，萬里之外的爸爸時時就在他的身旁。其實，往往接電話時他已被枕旁的鬧鐘或媽媽的電話喚醒。我相信，老爹的聲音會成為孩子的“晨鐘暮鼓”，敲響在孩子的心頭，激勵他更加上進。

　　我到美探親時，全家常與孩子一同看電視劇，一部《圍城》就看了幾遍。最近《僑報周刊》登載了回顧77級的系列文章，孩子從網上讀了大多數文章，我們也給孩子回憶“文革”時代，講述上山下鄉的經歷以及1977年參加高考的過程，希望他從中對自己今后怎樣走好人生之路有所感悟。

　　父子一同交流人生經驗，品評社會，孩子談話中表述出其觀點，對許多事與我們有同感，更有爭論。言談中，我們父子之間加深了溝通與理解，相互關系也從單向的傳授，到相互交流，再到彼此教育，走出了三個不同階段。

　　追蹤兒子上大學的全過程，讓我比較了東西方教育制度的差異，這對我在香港的大學教育中更新教育理念、更好地理解當代的大學生們也有啟發。

　　孩子嘴上雖不說，但他通過互聯網對我的研究工作也時刻關注。我每次發表文章或出版新書之前，兒子都是第一個讀者與評論員。他時不時挑出些毛病，還分出“硬傷”與“軟傷”。我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談東西方傳統藥物對比研究，他看后就提出了不少自己的見解。

　　兩地求學助成熟

　　孩子走過的路是夠曲折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小學沒讀完，中學肄業，高中渾渾噩噩……”作為家長，我們期望孩子走出一條人生五彩路。不過，路要他自己走，我們的責任是為他指路，在他要跌倒時扶他一把。

　　孩子剛到日本時，自然一句日語也聽不懂。公立幼兒園老師面談時，說園里既無中國孩子，老師也不懂中文。園長在收與不收孩子間猶豫著，而按照我們當時的經濟條件，上私立幼兒園幾乎是承受不了的。孩子在旁邊聽著似乎有些怕。我隨手給他寫了幾道數學題，分散他的注意力。看到他馬上寫出答案，老師的表情和語氣大變。原來這些內容在日本要在二年級才學。這一下算是出奇制勝了，既讓園長爽快地接受了孩子，又給了幼小的孩子一份自信。因為，孩子很敏感，即使聽不懂日語，也讀得懂老師的表情。

　　讓兒子回北京讀中學時，我們嘴上鼓勵他不畏困難，努力跟上大家，心里卻明白，“逆向留學”過個把月的孩子，這可能太難了，跟不上就讓他回來。他走后我們一動也沒動他的書桌。在老師、同學和親朋的幫助下，他基本跟上了國內孩子，回國前心中的不快已被進步的喜悅所代替。日本老師和同學知道他已經上了中學，十分驚奇，這也讓他自豪了一把。

　　有了前面的經驗，孩子似乎有了幾分闖勁，小學畢業典禮后，他高高興興地返回了中國。在機場檢查口，孩子回頭揮手告別的一剎那，我們突然感到孩子似乎長大了。

　　臨走前，兒子的中文習作《我過了三關》登在了報紙上，記述自己是如何在半年里基本上過了語言、生活和學習這三關的，這是他邁出人生重要一步的紀錄。沒想到，孩子順利“渡過三關”的消息比當初送他回國時引起的漣漪更大，僅我們周圍便有三、四家朋友送子“留學”。有的孩子甚至比我的兒子還大，還有中日混血兒。后來，在日本、香港或美國，與朋友們重逢，得知當初從外表到內心與日本孩子沒有什么兩樣的他們，已變得中文流暢、與祖國不再生疏；想到不久他們將成長為兼知兩國語言、文化和社會的復合型人才，有比父輩更廣闊的發展前景時，我們不禁感慨萬千。

　　康奈爾邀兒就讀

　　兒子到美后，我們知道，幾乎沒有英語基礎的大孩子和大人一樣，不容易適應新環境。怕他壓力太大，我們從來沒有問過他分數如何。我一改過去“父不夸子”的做法，時不時夸夸他9個月便考出了雙語班的“光輝戰績”，目的就是讓孩子樹立信心。我還給凡事認真的妻子送了一本書——《千萬不要管孩子》，讓她有個平常心。

　　2004年6月下旬，大學招生幾乎塵埃落定，孩子也有了不錯的去處。沒想到，一天，我在家中收到康奈爾大學的電話，問孩子是否接受他們的錄取：“請馬上決定，否則順延到下一位”。如果不是因為我探親來美，恰好在家，孩子很可能趕不上常春藤名校的這趟末班車。

　　自主留學到劍橋

　　經過幾次事，兒子對老爹的作用算不上十分崇拜，也八分承認。上大學前的假期，孩子的媽媽從報上看到為美國孩子辦北京夏令營的消息，為他報名作義工，并把他送到北京，在夏令營安頓好。他發揮自己中英文兼通的長處，美滋滋地當了一個月“趙老師”。他在網上給在美的家長寫夏令營日記，又當輔導員教中文，還帶孩子們上街買東西，教他們討價還價，度過了一次很有意義的暑假。

　　在大學第一年的暑假前，他發愁說，一年級生很難找到與專業有關的實習機會。盡管我也可以幫他在我任教的大學找個位置，但我想讓他自己闖闖。我提醒他到日本的學術機構試一試，他好像茅塞頓開，一下來了精神。而且，他還別出心裁，為了博得初審他申請書的工作人員的好感，寫申請書時同時使用了英、日文。第二﹑三年的暑期實習、去劍橋大學留學以及申請獎學金，便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了。

　　這一年暑期，兒子在東京大學的宇宙線研究所當了三個月的研究實習生，開始了研究生涯啟蒙課程，這也是他第一次自食其力的海外生活。

　　第二年暑期，他被普林斯頓大學一個數學培訓班錄取。班里匯聚了來自多所名校的不同年級的尖子。不但供給食宿，還提供了一種與大學不同的學習環境和交友的機會。孩子看到天外有天，增強了競爭意識。在此前后，他還到著名的霍普金斯夏令營當了一期助教，回康奈爾大學跟老師做了一個有獎項目，一個暑假做了三件事。

　　第三年暑期，他剛從英國回來，就去了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數學研究所做學生研究員，與同伴合作出了一篇研究論文。幾個月后，他申請到資助，在學會上發表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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