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問題之根本

　　正如導演所說，他對神社有自己的判斷和傾向，影片沒有解說詞，儀式性的靖國刀與百人斬競賽的圖片疊加，靖國神社仍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基石。但《靖國神社》這部紀錄片嘗試擺脫一般中國人強烈的情緒性表達，用冷靜而職業感的觀察替代民族主義的盲目抗議，以記錄的方式呈現了靖國神社問題的復雜性。

　　它遠非少數右翼分子的基地這樣簡單，250萬的亡靈牽涉的家庭數量多么龐大，它的信仰在日本民間又有多么強大的基礎；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佛教徒也被祭祀在不同信仰的神道神社，如果不是近年來媒體對高金素梅抗議的報道，同樣不了解有臺灣人、沖繩人、朝鮮人被合祀在靖國神社，而臺灣人要求撤回合祀的要求是從1979年底就開始。昭和天皇裕仁的講話是老刀匠的精神依托，潛在回答了導演的問題，天皇與國家的榮光是靖國神社的核心所在。

　　李纓說，他認為紀錄片已經建構了靖國神社的精神空間，完成使命，找到答案。

　　在電影里，小泉純一郎在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下，與大批隨從來到靖國神社，他匆匆走上前去，鞠躬，然后匆匆離開，前后不過幾分鐘。日本明治大學藝術科學教授四方田犬彥這樣評價電影：“他(老刀匠刈谷直治)以平民柔和的口吻毫不猶豫地認為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是理所當然的。他沒有一絲歇斯底里的攻擊，連對中國的敵意都沒有。通過這個長長的畫面，李纓導演明確地告訴我們，和石原都知事、小泉首相以及那些舉動瘋狂的右翼青年相比，這位樸實的刀匠的言談舉止才體現了日本最本質的東西，如果對于這一點不能深刻體會的話，圍繞靖國問題，日本和中國，乃至其他亞洲各國之間的相互理解是無法達成的。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態、歷史解釋的正當性的層面上，誰也說服不了這位老人。而正是像鍛刀老人這樣的人以無名氏的形式，讓靖國神社的理念頑強地保留至今。”

　　沒有解說詞的《靖國神社》留下許多供觀眾解讀的余白，電影點到即止，高橋哲哉的《靖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得理解電影，這是為數不多的由日本學者撰寫而翻譯成中文的靖國神社問題專著。

　　書中指出，靖國神社是一個只祭祀戰死者的神社，而且只有為國家戰死的人才有資格進入神社，雖然神道中有人死之后皆平等的精神，但在靖國神社，不僅日本對外戰爭中的對手不被祭祀，即便在日本內戰之中，屬于官軍敵人的死者也不被祭祀。靖國信仰是奉“天子”即“國家”為神的宗教，所以為天皇而戰死的人能成為“神”。在戰爭中死亡的人，無論貴賤，都能在招魂儀式中，得到天子的拜祭，這對普通平民來說是一種莫大的榮耀。靖國神社規定了19世紀末直至二戰結束時，“日本人的生與死的意義”，甚至基督教與佛教徒都被勒令參拜，靖國信仰是一種超越宗教的國家信仰。戰爭中的陣亡者和他們的遺屬受到高規格的接待，為國家而死不是沉痛的哀悼，而是滿足與幸福，這被高橋稱為“感情的煉金術”。就像電影中兩名婦人的議論，“相會在靖國神社”，成為士兵參戰時與家人的約定，他抱著赴死的決心奔向戰場。

　　天皇與國家是神社的主體，所以神社曾對要求撤出合祀的遺屬提出如下說法：一是合祀之后，就像一滴水滴入水盆之中，沒有人再能將其分開；另外戰死時是作為日本人參加戰斗的(針對臺灣“高砂族”遺屬的要求)，所以他們被祭祀在靖國神社就是理所當然之事。

　　在二戰后的軍事法庭上，近1000名乙級丙級戰犯被判處死刑，靖國神社稱這些受刑者為“昭和殉難者”，在1970年之前合祀于靖國神社；而甲級戰犯的名單1966年就由厚生省交由神社，只是因為顧及“國民對這14個人的看法”，合祀推遲到1978年才進行。也就是說，靖國神社將未在戰場上犧牲，而是被軍事法庭處死的戰犯也作為國家的犧牲者進行合祀。但靖國神社成為“外交問題”，是在1985年時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對經過神社進行“公式參拜”(以公職人員身份進行參拜)之后。

　　高橋這樣評論“中國政府對靖國神社的批評集中于甲級戰犯”這一做法，這也許有助于靖國問題的政治解決，但無助于深入認識靖國問題，會使得日本政府和國民只需將戰爭責任推給甲級戰犯，而無需檢視自己的責任，“在談論與靖國神社有關的戰爭時，如果因此就只談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話，五卷本5000多頁《靖國神社忠魂史》中所記載的在此之前發生的日本的戰爭(如日俄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就會統統被忘卻。《靖國神社忠魂史》這類資料的重要之處在于，它從靖國神社的立場出發，記述了靖國神社有關的戰爭的另一種歷史，即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以前日本所經歷的無數次戰爭的歷史——這些戰爭在靖國神社看來統統是‘圣戰’。”

　　同情之理解

　　李纓的《靖國神社》是理解靖國神社的一種嘗試，電影中所呈現出來的是中日民間社會的巨大鴻溝，除非雙方都放棄剛性的對抗態度，代之以“同情之理解”，否則，幾無達成和解的可能。這“同情之理解”是要將靖國神社放在日本社會的框架內，了解右翼、左翼以及一般民眾的態度。

　　在《靖國神社》制作資金最為困難的2006年，李纓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居然申請到日本文化廳下屬的“日本藝術文化振興基金”的資助。李纓本人原為中央電視臺的編導，1989年之后赴日，在日本居住將近20年，他自己表示，并不想拍攝一部“反日”的電影，他自己在日本生活所感受到的，更多是日本社會自由與健康的一面。

　　在中國，則很容易將“靖國神社”問題籠統地轉化為一種“反日”情緒，絕大多數媒體通過新聞報道不斷強化的日本意象，一直停留在“敵視中國、從不道歉、丑陋的日本人”的層面。正如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孫歌先生所指出的那樣，中日的另一個困境是，中國人將日本的“政府”與“民眾”區別對待之意識形態，實際上掩蓋了兩國缺少真正意義上的“交流”的“友好”根基遠不牢固。

　　較為詳細地了解靖國問題，便會發現，在日本不僅有謹嚴地檢討靖國神社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性質的學者如高橋哲哉，而且，中曾根康弘對靖國神社進行了公式參拜之后，有三起起訴參拜為違憲行為的訴訟(日本戰后憲法規定政教分離)，都在90年代中期做出判決，其中兩起判定其為“違憲”或者“有違憲之嫌”；針對小泉的參拜，人們在東京、千葉、大阪、松山、福岡、那霸六個地方的地方法院分別提起七起訴訟，其中大阪高等法院和福岡地方法院判決小泉的參拜為違憲之舉，其余法院雖然回避了參拜是否違憲，甚至是否“公式參拜”問題，但是無一認定參拜是符合憲法的。

　　也就是說，在日本國內，不僅有如影片之中出現的，激進地抗議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赤子，有要求撤回父親亡靈的佛教徒遺屬，也有日本三權分立制度下，法律的制衡力量。這也許是電影能夠最終在日本拍竣，并能夠上映的原因。

　　與之相對照的，電影在中國的上映，用導演的話說只是“向好的方向發展”，迄今還沒有具體時間表，而此前《靖國神社》在日本被一些電影院線取消放映的新聞，也已迅速被媒體轉化為拒不道歉的日本意象之新的內容和證據。(寧未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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